中国古代商税(卷名：经济学)
tax on commodities in circulation in ancient China
指中国自先秦时期至明清历代政府对商品流通所征收的税。亦称租、课。狭义的商税指市税与关税；广义的商税包括山泽税、杂税课。但对盐、酒、茶等专卖商品所征的专税则另以专项列入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税之内。
先秦 商税始于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征收，与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关，尚非货物交易之税。山泽税亦已征收，但实质上是由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而征的一种租。春秋时各诸侯国都征收商税：市税中除占用地皮、登记注籍等内容外，按商品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征税，已成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出现关税；春秋后期更普遍推行，不仅边境有关税，内地交通要道也多设卡抽税。山泽税仍在生产环节征课。关、市税的正常税率为2％，但往往提高，关税更常重征。战国时商税征收如前。唯秦国对外来商人免征关税，以示招徕，并借此换取各国商人对统一事业的支持。
两汉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关税。汉承秦制，关梁无阻。两汉商税主要是市税（或称市租）和山泽园池产品的征课。东汉末，军阀割据，各地又纷纷征收关税，税率颇重。曹魏时明令皆收什一之税，西晋照收关津之税和市租。
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时还未开征商税。北魏后期，始征市税。店舍分五等收税，并设入市税，一入市门就交一钱。北齐时“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但关税市租时征时罢，尚无定制。在南方，东晋和南朝政权则十分着力于商税的征收。市税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额征收之税，称为“市估”，有“输估”、“散估”之分。“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输估兼有契税性质，开后世契税之先例。关税仍课十分之一。在津口渡头，以牛推轴托船过渡或以浮桥过渡者，征牛埭税或桁渡税。
隋唐 隋和唐前期，国家统一，再次废除关税，只收市卖之税。安史乱后，肃宗时有临时性的征收关税之事，谓之“埭程”。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规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关津之税自此固定化。德宗时还征收竹木茶税（1/10）和间架税（房屋税）、除陌钱（一切交易的钱物收付都扣5％的税），后因受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停罢。唐后期，地方也自置税场，征收过税。拥兵的藩镇，更设戍逻以征商贾。五代时各地诛求商税，为唐后期情况的延续和发展。
宋元 宋代商税分为住税、过税两项。住税为坐商住卖之税，税率3％，相当于过去的市税；过税为行商通过之税，税率2％，相当于过去的关税；商税收入除支付地方经费外全数上解中央。北宋前期，细碎物品免税，不准留难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后来商税日趋苛烦，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北宋末致激起小生产者的反抗。南宋时，各地以重征为务，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税之列，税额之外浮取更繁，致税场有“大小法场”之恶名。正税之外，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杂税，大大增加了商民负担。
元代商税，常课税率二十取一，以后提高。另有各种“额外课”，如历日、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课；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税负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减轻商税，三十取一，公布征税品名，零星物品和农具、书籍免税，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后来免税范围日益缩小。于关市正额商税外，为回笼贬值中的纸币，于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门摊税”，令全国重要城中的店铺，依其营业种类以钞纳税。同年开始，在运河沿岸设立钞关，以钞征收船料税（按船大小计征），又称钞关税。其后纸币继续贬值，由收钞而来的这两种新税都改收银两，不予取消。此外，各地还设河泊所征收鱼课。明中叶在北京九个城门征收门税，并设工关收税，恢复竹木抽分。开矿则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额纳税。至万历中更派出太监为税监矿监，于各地密设税卡，重征叠税，乱指矿脉，横征暴敛，以致酿成连绵不断的城市民变。
清初一度减轻商税，禁止各关违例征收及迟延勒索之弊，乾隆时还整顿税关，多次减免关税，减轻市税性质的落地税。但中叶后吏治大坏，贪污盛行，税官胥吏需索，花样百出，杂敛多于正课。
商税的变化及其流弊 在中国历史上，商税由征于市而税及关，而且关税愈益受到注意，这是地区间贸易日益发展的反映。市税则由征于城而税及乡，并且后者数额愈益增多，这是商业向农村深入发展的结果。由轻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税一时能有所减轻，尚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和商业的发展；以后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商税日益加重，阻碍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剧社会矛盾。这已成为一种有规律的历史现象。
为征收商税，历代都有专设的税务机构，对收税官吏“悬之利禄，许以功报”。奖惩之制，比较之法，也益严密。有时更实行包税制，由私人以家财作保，立额包征。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税以至鱼税都有由包税人征收的。包税人相互竞争，增额求包，将负担转嫁给商民，更加重了商税的弊病。宋代在农村征收的商税占到全部商税收入的半数。这部分税收（坊场钱）也包给私人，称为“扑买”，其弊亦很严重。
宋以来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商税年收1970万贯，大于盐课和酒课收入。元天历时诸路商税（不包括额外课）收入共达93.9万余锭（一锭合银50两）。清中叶常关税定额 400万两，工关税40万两，落地税85万两，再加芦课、鱼课、矿课，契、牙、当税等，共收入580余万两，但实际征收远远超过定额，有人估计不下六七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