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古代矿冶业 |
| 释义 | zhongguo gudai kuangyeye 中国古代矿冶业(卷名：矿冶) metal manufacturing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金属矿产，明代以前主要有铁、铜、锡、铅、银、金、汞，金属锌的生产，则在明代开始见于记载。有关古代矿冶业的文献记载，早期仅有产地而无产量。《新唐书·食货志》首次记载全国银、铜、铁、锡的年收入量。历代文献中的年收入量并不等于年产量，而往往是税收量、征集量、官营矿冶产量等。不同文献之间也常有很大差异。 夏代到战国 对夏代矿冶业还很少研究成果。河南登封相当夏纪元的遗址中出土有铜片。商、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时代。青铜冶铸业中心是在中原地区，部分原料则可能来自南方。《诗经·鲁颂》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贡献的除海龟和象牙外，还有南方出产的金属，反映当时中国南部金属矿冶业的发达。《周礼·地官》中说：“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这是古代文献关于矿业的最早记载，反映当时已特设专职官员掌管官营矿业了。 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战国冶铁业兴盛，生产的铁器以农具、手工工具为主，兵器则青铜、钢、铁兼而有之，铜、铁矿业均盛。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今山东临淄和河北邯郸的铁矿、湖北大冶铜绿山的铜矿(见铜绿山矿冶遗址)、山东的铅矿以及汉水、汝河和金沙江的砂金等，春秋战国时期都已进行开采。 秦汉到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在产铁的地区设置铁官，以增加国库收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汉初，一些诸侯国的冶铁业实际操纵在少数豪强大族手中。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在 49个产铁地区设置铁官。这些铁官驻在地分布于今山东省境内的有 12处，江苏7处，河南、陕西各6处，河北、山西各5处，四川3处，北京、辽宁、安徽、湖南、甘肃各一处。从铁官分布情况看，西汉冶铁业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分布在北方的齐、秦、燕、赵、魏、韩六国范围内，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只有桂阳郡（湖南郴县）一处设有铁官。西汉铜产地以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在丹阳设有铜官。关于秦汉之际的金属矿产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金、锡、辰砂等主要出在江南，铜、铁两种矿藏，在千里之内分布得就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此外，还提到西南的巴蜀也盛产辰砂和铜、铁。东汉设铁官34处，分布地区基本承袋前代，仅云南两处是新设。此外，在中条山开辟新的铜矿区，云南的锡、铅和银，四川、贵州的汞和川、滇境内的沙金等，均有所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黄河中游的官营冶铁业还能维持生产。长江以南地区受到的破坏较少，在今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境内有较多的冶铁作坊继续得到发展，铜、银、金矿则兴废无常，趋于衰落。 隋唐到宋代 隋代 矿政的特点是大力发展铜矿，矿权全部收归国有，经营采取封建徭役制。所产铜主要供铸造钱币之用。先后在产铜地设立铸钱炉25座，其中扬州、并州(太原)和益州（成都）境内各5座，鄂州（武昌）则有10座之多，足证当时鄂州铜矿产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唐代 民营坑冶有所发展。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矿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代有铁矿104处，铜矿62处（不包括今云南、贵州两省地区）。元和初年（约806～810）铁的年收入量约200万斤，铜的年收入量约26万斤。大中年间(847～859)铜的年收入量增加到65万多斤。这是官府税收统计数字，实际产量可能大大超过。唐代在武德四年 (621)开始铸钱。肃宗乾元元年(758)有铸钱炉99座，都设在产铜地区：位于今山西绛县的有30座，江苏扬州、镇江，安徽宣城，湖北武昌和河北蔚县各10座，四川成都，河南邓县，湖南郴县各5座，陕西洋县3座，河北定县1座。绛县一地的铸钱炉相当于全国的1/3，表明晋南中条山铜矿区在唐代开采极盛。唐代铸钱炉，每炉每年可铸钱3300缗，需用铜21200斤，镴（铅锡合金）3700斤，锡500斤。按99炉计算，每年用铜约210万斤，锡5万斤。唐代银矿开采亦盛。最大的银矿在饶州（今江西德兴县）。元和年间(806～820)的年收入量曾达十余万两。 北宋 宋初，矿山基本上是民营，政府只管收税。由于矿冶业兴盛，设置了一整套管理机构。重要矿区或冶铸中心设“监”和“务”，主管收税和征集。生产单位有“场”、“坑”和“冶”。“场”是采矿场，“坑”即矿坑，每个场可管辖若干个坑。“冶”是冶炼厂，一个冶所需的矿石往往由几个场供应。关于管理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关系，大抵置监之处必有冶，设务之处多有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全国“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治平年间 (1064～1067)，各州坑冶总数为271处。坑冶分布情况和唐代相比有显著的变化。例如，绛县的铜矿在宋代已不见记载，铜、铅、银集中于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规模远远超过唐代。北宋时各种金属的年收入量，就铜、锡、铅这三种铸钱用的金属原料来说，大体上是逐渐上升的。从皇祐到元丰元年(1078)的近三十年内，铜的年收入量由 500多万斤增至1400多万斤（一度高达2100多万斤）；锡由30多万斤增至200多万斤(一度高达600多万斤)；铅由9万多斤增至900多万斤。元丰元年全国金属矿生产情况如下： 铁矿 铁场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 550多万斤。主要铁冶有邢州(今河北邢台)綦村冶、磁州（今河北磁县）武安县固镇冶务、徐州利国监、兖州和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邢、磁两州的收入量约占全国总收入量的74％。 铜矿 分布于22个州，年收入量1460多万斤。其中韶州岑水场（今广东翁源县北）、巾子场合计年产1280多万斤，占全国总收入量的88％。应该指出，史书记载铜的年收入量为铁的三倍，这是由于经营制度及税收办法不同的结果，并不反映各该金属的产量。铅量多于铁，也是如此。 锡矿 分布于10个州，年收入量230多万斤。其中贺州（今广西贺县）87万多斤，占全国总收入量的38％。 铅矿 分布于32个州，年收入量900多万斤。主要产地有连州（今广东连县）、虢州（今河南西部）等六个州，铅的收入量相当于全国总收入量的73％。 银矿 分布于68州，年收入量为21万余两。产量较高的有南剑州将乐县安福场，以及信州（今江西上饶）、潭州和虢州的银场。以上四州总收入量相当全国总收入量的66％。 金矿 分布于25个州，年收入量 1万余两。其中登、莱两州合计9500余两，相当于全国总收入量的89％。 汞矿 水银和朱砂的年收入量各3000余斤。产地分布于9个州，水银主要产地以文州为首，朱砂主要出自宜州（今广西宜山）。 北宋矿业兴盛的原因，首先是发现并开发了若干新矿区，如广东韶州岑水场铜矿和山东登、莱金矿，其次是在采冶技术上的革新，如胆铜法的应用和淘金法的改进。也有人认为，年收入量的增加是王安石变法，加强管理和征收的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产量有巨大的增长。南宋期间，史书记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铁、铜、锡、铅四种金属的收入量均不及元丰元年的一半，除版图缩小外，矿工衰落可能是另一原因。 元代到清季 元代 元初，政府在各路设立诸洞冶总管府掌管矿冶业，颁布矿业法规，以保护官办矿场和恢复税收。元代铁、银、金矿有较大的发展。铜、锡、铅等铸钱用金属的生产则远远落后于宋代。就矿产地的分布来讲，吉林、辽宁和新疆都产金，云南的铜矿、银矿，江西的银矿以及湖南的汞矿等在元代都占重要地位。据有关史料估计，元初生铁年收入量在500～1000万斤之间。天历元年(1328)全国银收入量约30万两，数量与北宋初期相当。金的最高年产量在3万两左右，比宋代产金极盛的皇祐年间高出一倍。湖南汞矿年收入量约为朱砂1500两，水银2200余两。 明代 铁产量有很大增长，金属锌也大量用于冶铸。 铁矿 明初全国官铁的年收入量为1800余万斤。其中江西、湖广两行省收入量约1000万斤，冶铁业重点南移。洪武二十八年(1395)官库存铁多达3700余万斤，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停办官铁冶，让民间自由开采，官府只管收税，税率为“三十分取二”。著名的冶铁中心，北方在河北遵化，南方有广东佛山。 铜矿 洪武初年池州府采铜15万斤。宣德三年(1428)江西德兴、铅山两县恢复胆铜生产。 锡矿 主要出自临贺郡，即今广西富川、钟山、贺县地区。 铅矿 明初铅矿主要采自山东。洪武十五年(1382)，征集民工2660户，在山东济南、青州和莱州境内采铅32.3万余斤。 银矿 明代在福建、浙江两地大规模采银。宣德年间(1426～1435)福建每年收银4万余两，浙江收银9万余两。天顺四年(1460)全国产银18.3万两，其中云南约10万两，超过总量一半。 金矿 明代黄金岁课最高为永乐二十一年(1423)，总收入量5000余两，仅相当于元代最高收入量的六分之一。明代淘金最盛地区在云南丽江，又曾在贵州太平溪设金场局。 汞矿 明代开采汞矿主要在贵州境内。 锌矿 宣德三年(1428)曾铸造一大批黄铜鼎彝，估计用金属锌13000余斤。 清代 前期，铜、锡、铅、银的大矿区都在云南，锌矿和汞矿则在贵州，甘肃金矿开采颇盛。铁矿产量不详，估计不低于明季。 铁矿 清代铁矿主要由民间经营。大型铁场在广东佛山和陕西汉中两处。佛山一地的冶铁业兴盛时工人达三千余人。汉中铁场有大小分厂多处，大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数百人至千余人。 铜矿 主要分布在云南境内，最多时有46个厂，其中以汤丹（今东川）、碌碌（今会泽）和宁台(今凤庆)三厂最大。汤丹厂最高年产量曾达1200～1300万斤。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六年(1740～1811)的71年中，云南省铜的年产量最高为1400万斤，最低为900余万斤。清代在云南铜矿区出现大型手工业工场。大场盛时有六七万人，采用大规模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但经营管理还是封建性的，由官方放本收铜，除抽取10～20％的“课铜”外，还按官价收购产品，抵偿工本。 锡矿 云南省的个旧锡厂从雍正二年到嘉庆十七年(1724～1812)之间，锡的年产量均在 150万斤左右。此外，乾隆十一年(1746)前后，湖南郴州，宣章两处锡矿年产约15万余斤。 铅矿 主要采自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乾隆年间年产约200万斤，其中云南产量约占三分之一。 锌矿 贵州锌的年产量曾高达600万斤，广西年产量约50万斤，云南20余万斤。 银矿 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1685～1837)云南先后出现过32个银厂，全省年产量平均约30～40万两。嘉庆年间(1796～1820)，青海都兰哈拉铅厂每年产银4～5万两。 金矿 乾隆时，曾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开采金矿，其中甘肃敦煌沙州南北山等金矿规模较大，金的最高年产量约2000两。云南、黑龙江、贵州、湖南等省也曾采金。 汞矿 贵州水银最高年产量达到5000余斤。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洋务运动和买办企业的兴起，旧中国逐步形成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近代矿业。 参考书目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北京，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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