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卷名：政治学)
中国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又称涑水先生。死后追封为温国公，谥文正，故后人亦尊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仁宗宝元初中进士。后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的侍从官。忠君勤政，敢言直谏。王安石变法时，他极力反对，并因此受到排挤，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第二年退居洛阳专修《资治通鉴》。元封八年(1085)哲宗年幼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主持国政。元祐元年(1086)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在其任内全部废止王安石新法。他的著作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等。主要政治思想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他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青苗等法是聚敛行为，违背了周孔仁政思想，或能富国，但更病民。他否认王安石关于社会贫弱在于开源不足的观点，认为社会财物总量有限，关键在于节流。
司马光主张尊君。他说“王者万物之父也”，国家治乱兴衰系于人君一身，没有人君来决是非、行赏罚，国家将混乱不宁。臣下应绝对服从君主，违君之命应受“天刑”。他同意人臣对君主可以死谏或辞职，但坚决反对孟轲关于贵族之卿可以易君之位的说法。还认为早立太子对于安定皇室意义重大，而皇室安定乃天下安定的前提，因此他七年不懈，力劝仁宗建储。
司马光强调以礼治国，认为礼“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民而纪纲正焉”(《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七年)。司马光的礼就是正名、定分，区别君臣的等级关系。他说：“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司马光认为治国要赏罚分明。他指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又说:“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资政通鉴》卷一百七十二）。他认为不掌握好刑赏这两个重要武器，有功不赏，有罪不诛，无论多么英明的人都难以为治。所谓赏罚分明，就是赏罚公平，不能厚此薄彼，畸轻畸重。
在用人问题上，司马光主张德才并重，德先才后。对于“才”和“德”的关系，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根据每个人的才德情况，他把社会上的人分作四类，“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该选拔那些才德兼备的“圣人”，退而求其次，是选拔“德胜才”的“君子”。如果圣人、君子都得不到，宁可要愚人，也不要那些小人。因为小人有才，如虎添翼，将遗患无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他反对压抑人才的做法，提出不拘资序，不论亲疏，不讲门第，不计恩怨等唯才是举的取人路线。他说：“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进之，虽宿昔怨仇勿弃也；有器识庸下无补于时者退之，虽亲暱姻娅勿取也”(《司马温公传家集·言为治所先上殿札子》)。
影响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写成的政治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历代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