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儒家 |
| 释义 | rujiɑ 儒家(卷名：法学)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丘为创始人的一个学派。儒家创立后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仅指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除孔丘外，还有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一为战国中期的孟轲，一为战国末期的荀况。他们对孔丘的思想都作过重大发展。但孟轲的思想体系基本上仍是孔丘的体系，他是孔丘的忠实继承者，因此人们往往把孔孟并提而有所谓“孔孟之道”。荀况对孔丘思想的发展更大，且有部分质变。他实际上是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先行者。 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样，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对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影响很大。 维护“礼治” 为了维护“礼治”，孔丘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仍然主张“为国以礼”，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上，他主张必须以“礼”作为适用刑罚的指导，只有在礼乐的指导下，刑罚的运用才能得当，才不致使人们无所适从。 从维护“礼治”出发，儒家主张: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孔丘首倡“正名”，要求纠正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反对犯上作乱，反对僭越。孟轲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不容背离。荀况则把确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礼，说成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大本”。②坚持“亲亲为大”。礼治是宗法和等级相结合的产物。孔、孟尤重“亲亲”的宗法原则，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甚至当“亲亲”与法律发生矛盾时仍然坚持亲亲，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见亲亲相隐)。孔、孟不强调“任人唯亲”，主张“举贤才”，“尊贤使能”，但必须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荀况更重“贤能”，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可以破格提拔。不过他也认为在贤能相等的前提下，应当由亲及疏。 儒家还鼓吹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西周以后，神权不断动摇，统治者开始利用天地、阴阳等自然现象来论证礼的合理性与永恒性，认为天地、阴阳都有上下、尊卑之分，因而把这些现象附会为划分尊卑贵贱的依据。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以孟轲为代表的思孟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神秘地赋予“天”以封建伦理道德属性。从而论证礼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他们还把礼具体化为“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十种“人义”。其间虽然互有要求，但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体现了宗法等级原则，后来即演变为指导封建立法的“三纲五常”。他们又把人们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说成是与“天理”对立的“人欲”。“人欲”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必须用原于“天道”的“人义”加以治理，否则就会“坏国、丧家、亡人”。因此，儒家认为礼是不可动摇的，“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提倡“德治” 儒家在统治方法上，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相对地说，重视道德感化作用，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儒家的德治包含三方面内容：①“省刑罚，薄税敛”。儒家吸取了以往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性及其反抗力量的强大，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减轻刑罚和赋税，反对苛政、暴政和严刑峻法。孟轲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荀况也曾引证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们认为使人民衣食无着是引起犯罪和反抗的主要根源，因而主张富民。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后世经济立法曾产生良好影响，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②重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基于“德治”、“仁政”，儒家认为统治人民不应靠刑罚而应靠教化，反对“不教而杀”。孟轲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为了“化性而起伪”、改恶为善和禁恶劝善，既重刑罚也重教化。儒家所谓教化，就是进行礼教，除剥削者内部外，主要是对劳动人民灌输宗法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同时宣扬重义轻利，目的是使人们习于顺从而不反抗。③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儒家虽重教化，但从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然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丘曾赞赏使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两手的统治者。荀况也说“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治之经，礼与刑”。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儒家总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后人把它归结为“德主刑辅”。 重视“人治” 儒家既主“礼治”、“德治”，必重“人治”，轻法治。因为礼治要求维护等级制，突出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德治又要求有能以身作则、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的统治者，也重视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因而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儒家始终坚持“人治”。其基本论点是：①“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坏，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贤人政治”。②有治人、无治法。荀况是先秦儒家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并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著名论断。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先秦儒家的这些法律观点，经过改造，基本上都为后世所继承，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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