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卷名：中国文学)
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 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 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