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社会学史 |
| 释义 | Zhongguo shehuixueshi 中国社会学史(卷名：社会学) history of Chinese sociology 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同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从社会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活动开始的。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在19世纪末从国外逐步引入中国。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在中国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形成与发展。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将国外社会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为创建“中国的社会学”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但更侧重于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实地研究和社会调查。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起点与分期，尚无一致的看法。对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划分，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①分为4个阶段，即输入期(1898～1917)、移植期(1918～1925)、萌芽期(1926～1930)、建设期 (1931～1949)；②划成3个阶段，即萌芽期(1840～1918)、开始期(1919～1930)、建设期(1931～1949)；③亦分 3个阶段，但起始有别，即萌芽期（1903～1911）、发展期(1912～1928)、比较发达期(1929～1948)。对中国社会学史总的划分另有一种观点，即5阶段论:发轫期（1891～1910）、萌芽期(1911～1918)、幼苗期(1919～1927)、成长期（1928～1948）、改革期(1949以来)。我们认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分为3个大的阶段:①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末～1929)。以1919年为界，前期可视为传入期，后期可看作传播期。②中国社会学的建设(1930～1949)。以1937年为界，前期称为成长期，后期可视为建设期。③中国社会学的调整与重建(1950～1989)。以1979年为界，前期为调整与停滞期，后期为重建期。 社会学的传入传入时期大体以19世纪末至1918年为界。 传入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文化渗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中国处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洋务运动的破产，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同时，在中国社会动荡时期，西学东渐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其间起桥梁作用的是今文学派。今文学派既是儒学的一支，又不是正统的。他们思想活跃，比较容易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该学派的观点新旧混杂，中西融合，在传统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内容。今文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关心社会，参与政治，鼓吹变法。他们强调变革和通经致用，将创新变革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变革。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又是改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人主张中国应走维新变法的道路，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先是学习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即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保持中国的伦理纲常。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使中国人认识到，学习西学不但要学自然科学，而且还要学西方的社会科学，并偏重于后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被介绍到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传入的主要途径与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从创立阶段进入形成阶段。中国思想学术界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通过不同的途径，引进和吸收了西方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观点。 维新派的贡献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论、平衡论、社会有机体论及同类意识等理论，对中国维新派的影响较大。他们在维新变法的社会改良运动中为社会学的传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康有为在其著作中，融合了中西社会学说，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他将社会进化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3个阶段，从根本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点，其中涉及社会发展、民主制度、国家、家庭和妇女等社会问题。梁启超继承和发挥了康有为的观点和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说“群”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理，同样“变”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指出“群学”（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学问。他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并以此来论证变法。在维新派的激进派人物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学说。他在《仁学》(1896)一书中，最先明确采用“社会学”一词，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谭浏阳全集》第4册）。章太炎则十分赞赏H.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F.H.吉丁斯的同类意识论。他翻译的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即综合了这两家的学说。他在所著《訄书》一书中，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了对比，提出了从政治到经济制度的社会改造设想，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人口、语言、文学、心理、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首先引进了社会进化论，并根据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情况，特别强调3点：①宇宙是发展进化的，社会也是发展进化的;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③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变法的主要内容。严复还翻译了大量社会学名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夹叙夹议地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严复不但介绍了社会学的理论，而且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方法。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富强的关键是科学的发达，而科学发达是由于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运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的科学方法，就是中国早期社会学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维新派不但把社会学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且还用社会学的理论培育人才。康有为早在1891年就将“群学”列入万木草堂的教学大纲中。严复曾指出《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并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 传入的主要途径与活动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通过外派留学生、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人办学等多种途径。中国留学生主要被派往欧美和日本，其中以留日生最多。1905年以后派出及自费留日学生每年竟达1万～1.5万人之多，留学生中学习师范、法政、经济者居多。19世纪末，日本的一般学校均已开设社会学课，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更为普遍，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学过社会学。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传播社会学的先导，中国第一位讲授社会学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学法政的留学生。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和讲义，其中不少含有大量社会学的内容。早期社会学书籍多译自日文，如1902年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同年另一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的中译本问世。1903年吴建常转译市川源三日文译本（原为吉丁斯所著）《社会学提纲》，1911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等。 中国学生大批去欧美留学是1909年设立庚款奖学金之后。留美学生朱友渔较早主修社会学课程，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中国慈善事业》。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早年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15年与梁宇臬合著《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社会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主持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早期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学界的先导。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设置社会学系。教会学校也成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重要场所。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A.孟教授任教，采用W.白芝霍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为课本。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由美国学者B.葛学博创立社会学系，由葛学博、H.S.白克令、J.Q.狄莱等任教。清华学校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由美国人C.G.狄特莫等来华短期任教。教会学校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沪江大学1917年成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并进行社会调查。1917年清华学校狄特莫教授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 195家居民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年他又指导清华学生，对校役的生活费进行调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J.S.伯吉斯(又译步济时)与美籍教士S.D.甘博，对北京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发表，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 在社会学传播的过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较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瞿秋白、陈长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员或负责人。该会宗旨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该会会刊《新社会》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有关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件、批评社会缺点、反映社会实况的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大量讨论了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妇女、婚姻、劳工、自杀等。 传入时期的特点 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是适应了中国社会本身的需要。在帝国主义入侵，封建统治腐败，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变，中国社会思想需要更新。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从西方社会学中吸取养料，吸收了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平衡论以及同类意识等学术观点，为中国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文化转变时期注入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新内容。 社会学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播时期大致在1919～1929年之间。 主要教学机构 20年代末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国内许多大学利用这一条件，纷纷成立社会学系，扩充社会学课程，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据社会学家许仕廉统计，1927年60所大学中开设社会学课程 308种，多设社会理论、社会问题等课程。1921年厦门大学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主持，是国人办系之始。1922年燕京大学设社会学系，由美国学者伯吉斯任系主任，1926年中国社会学家许仕廉接任。1917年清华学校开设社会学课，1925年成立社会学系，由陈达任系主任。1921年复旦大学开设社会学课，1925年设系。1927年中央大学设社会学系，1929年由孙本文任系主任。20年代末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的工作主要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教师肩负起培养新一代人才的责任。 重要学术团体与刊物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是1922年余天休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会刊为《社会学杂志》。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持创办了《社会学界》。1928年为联络东南的社会学者，由孙本文、吴泽霖、吴景超等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出版《社会学刊》。 社会调查的兴起 20年代初，社会学者在中国开始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清华学校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对生活费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随着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形成，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主要的调查研究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注重调查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和人口问题。该所调查研究成果颇多，其中篇幅最大、材料较丰富的是《中国劳动年鉴》，研究方法上贡献较大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对农村和都市的工厂进行了调查。陈翰笙于1929～1934年对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调查。 这一时期的调查注重经济因素，侧重了解工农阶级的生活。与前期不同的是，社会调查研究有专门的机构，调查由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主持，规模和范围也比较大，强调实地调查与统计相结合，调查以认识中国社会状况为目的。 传播时期的特点 2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逐步形成，成立了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社会学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同时，中国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社会学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 1930年，中国社会学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由传播阶段进入了成长阶段。 中国社会学的成长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步入学科基本建设和系统研究的阶段。社会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入了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以1930～1936年为界。 理论社会学研究 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逐渐呈现两个传统，或曰两种倾向，即西方社会学传统与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 西方社会学传统 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的研究虽有所侧重，但又兼长几个领域，并有综合研究的趋势，却未形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等。代表作有朱亦松的《社会学原理》、黄文山的《社会进化》(1930)、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1935)等。 孙本文早年留学美国，师从社会学家吉丁斯等人。20 世纪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通过授课、创立学社、创办学刊，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学说。他博采欧美社会学各家学说之长，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与方法、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将社会学的知识融为一体，建立起接近于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体系。这是3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孙本文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并以“文化”与“态度”二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强调文化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 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者除孙本文外，还有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胡鉴民等。黄文山深受社会学中文化学派的影响，认为文化的演进既源于社会进化，又支配社会进化的方向。他进而提出，社会进化实际上是文化的演进。 注重社会整体综合研究的有朱亦松、柯象峰、龙冠海、高达观、吴文藻、蒋旨昂等。朱亦松认为社会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整体，社会学应从综合整体的角度，综合地研究社会。他主张社会学是各种特殊的社会科学的综合。 注重社会生物因素研究的有潘光旦。他在优生学方面主张，个人品质和能力的形成，取决于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两个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不能仅讲个人进步，还需要讲社会进步与种族进步。健全的社会中必须注意两纲六目的平衡，即个人之纲与社会之纲的平衡，前者包括通性、性别、个性三目，后者有社会秩序、种族绵延、文化进步三目。 唯物史观社会学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许多学者，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陈翰笙、许德珩、李剑华、李平心、冯和法等人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社会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多篇论著中，阐明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一些名家的观点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对中外的婚姻家庭、人口、劳工、农民、自杀等问题，以至风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指出，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阐述了社会结构。他说：“马氏认为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并认为上层的变动是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的指导作用。他说：“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1922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上海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瞿秋白曾任系主任。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1924)、《社会科学概论》等讲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他对社会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指明了社会学的独立性、综合性与实用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作还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社会学大纲》（1937），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等。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学，提出了社会结构三层次论，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变动决定于社会内部的客观条件，而不是决定于社会之外的自然条件，强调社会进化中的社会革命论。李达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历程及其理法，并推知其进行之方向，明示改造方针之科学也。”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许多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们从生产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政治诸关系，指出土地私有制是农民受剥削及产生一般农村病态的主要原因，并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以解决土地为中心的革命。这一研究的代表作有：陈翰笙的《亩的差异》(1929)、《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29)、《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0)等。 分支社会学研究 30年代，中国社会学者在应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成果也较为显著。主要研究的领域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农村社会学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有较大的进展。主要代表作有顾复的《农村社会学》(1924)、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等。 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应当改进，为此就必须充分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达到改进农村生活的目的，而研究农村社会学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步骤。研究的角度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视农村社会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表现，从各方面去分析农村社会的起源、发展、组织与控制，以发现农村生活的原理，这一类属于纯理的研究；第二类视农村社会为种种问题的复合体，从分析种种问题的内容入手，去了解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办法，以促进农村生活的改善，这是一种实用的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家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大都是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提出的部分修正，即所谓土地改良，尚未涉及到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土地革命的问题。 都市社会学研究 30年代，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邱致中等。1929年吴景超著《都市社会学》，这是该研究领域中最早的专著。另有邱致中编辑的《都市社会学丛书》(1934)，其中《都市社会学原理》为该丛书的代表作。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一书中阐明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提出要把都市及其附庸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注重研究方法，把地图记载与发展史调查作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邱致中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都市社会学是研究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问题、政策，以及未来预想的科学。 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20年代初期。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家庭、婚姻、人口、劳工问题，至30年代，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而对中国人口、农村、劳工、犯罪等问题的研究较多。 社会学家们注重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试图从人口问题入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其代表作有文公直的《中国人口问题》(1929)、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1930)、孙本文主编的《中国人口问题》(1932)、陈达的《人口问题》(1934)、柯象峰的《现代人口问题》（1934）等。文公直在分析中国的贫困与人口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人口增加富源不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对富源没有用科学方法去开发，国内受封建势力的摧残，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剥削而造成的。许仕廉强调要讨论中国一切经济、社会及政治问题，必须从人口问题入手，并特别强调在弱肉强食的时代，种族品质对于社会有重大关系。陈达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他指出，为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要研究人口的数量问题；为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要提高人口质量。柯象峰认为，历来研究人口论者，往往将问题的重心放在人口与食料的调剂上。他则主张，人口问题的重心在文化而不在人口与食料，应当改进文化环境，使死亡率降低；应当发展科学、改良农业，使食料增加，等等。 关于劳工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有：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何德明的《中国劳动问题》(1937)、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1929)等。陈达提出劳工问题可以从三方面研究：其一，关于工人本身的问题，如生活费、工资等；其二，关于资本和劳工两方面的问题，如劳资争议、罢工等；其三，关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如福利设施等。他认为，中国工界有两个最重要问题，即劳工阶级的生存竞争与劳工阶级的成绩竞争，前者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后者属于社会性质的问题。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几种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骆传华提出，对劳工问题的解决，必须做历史的探讨与现状的观察，然后从民族意识中去寻求解决的途径。 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以严景耀为代表。他曾亲尝铁窗之苦，搜集第一手资料。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犯罪的社会现象。其代表作有《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等。 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 30年代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在北方有李景汉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梁漱溟对山东邹平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在南方较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有：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刘保蘅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广州岭南社会研究所的《沙南疍民调查报告》、朱汉章的《泗阳县社会调查》、岭南大学伍锐麟的《旧凤凰村社会调查报告》、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的《南宁社会概况》等。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代表作有黄枯桐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张锡昌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等。 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文化界等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从宏观上进行了分析，以独特的方式研究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30年代，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农村动荡不安，对如何复兴中国的农村，改良运动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等人为代表，主张自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建设引发工商业；一是以吴景超等人为代表，主张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 晏阳初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了定县“实验区”的工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中国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衰老、民族的堕落、民族的涣散，其根本是“人”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农村的全部青年男女，只要把这些青年改造过来，无论什么国耻都可雪掉，一切建设也有了巩固的根基。他们认为，中国近80年来发生过 5次自救运动，即从太平天国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的农村建设运动是第 6次自救运动，这次要补足前 5次的缺陷，即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的问题。他们在推行平民教育中，发现了中国的“基本缺点”，就是“愚”、“贫”、“弱”、“私”，针对中国社会这四大弊病，提出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三大方式，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以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晏阳初、李景汉、张世文等在定县的实验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定县社会经济在根本上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农民的经济生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了邹平实验区的工作。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将人类文化分作顺次发展的3条路向：第一条路向即西方文化，第二条路向即中国文化，第三条路向即印度文化。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走完第一条路向，就在两千年前过早地走到了第二条路向，因不合时宜而遭受很大的“病痛”，在东西方文化相撞中失败。外国的侵略和西洋文化的冲击，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农村经济也随之崩溃，并因礼俗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而带来种种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有走自己的路，即在保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全盘接受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并要加以改造，防止它的弊病，即走乡村建设之路。通过这条路建立起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的新社会组织。梁漱溟在邹平乡村所做的工作，即遵循了这一宗旨。他将所做的工作概括成两句话八个字，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他试图通过乡村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并从振兴农村以引发工商业来解决中国的整个社会问题。梁漱溟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的破坏，并想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他的乡村建设依靠的是现政权，并没有发动起农村的群众，名曰乡村运动实则农民不动，最终归于失败。 另一种改良的观点，是主张中国走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道路，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他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他认为，中国恰是第四类国家即人口密度高，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数也高。第四类国家的共同点是贫穷。要提高这类国家人民的生活必须从四方面着手，即充分利用国内富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这样就要发展都市的工业、交通业，扩充金融机关，加强都市意识，以发展都市救济农村。他认为只有努力走工业化的路，发展都市救济农村，中国才可以图存。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还有一种观点，即全盘西化的观点，以陈序经为代表。他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必须彻底西化的观点。陈序经从中西文化接触的事实上来论证全盘西化的趋势，认为欧洲近代文化比中国的进步，而西洋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须全盘西化。中国要彻底全盘西化，必须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垄断，提倡发展近代文化的主因──个人主义。 成长时期的特点 3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建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社会学者不但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也逐步展开，社会调查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学界以其特殊的方式，即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 中国社会学的建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学界的许多教学和科研机构向西南迁移。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云南、贵州、四川成为社会学重要的教学和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以吴文藻、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为此，他主张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孙本文1948年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具体阐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①建立中国理论社会学，其重要工作有：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包括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社会运动、社会行为等问题的资料；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做详尽精密的调查与研究，以彻底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②建立中国应用社会学，其重要工作有：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③培养和训练中国的社会学人才。 社区研究 1937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第6届年会，主题为“中国社会学之建设”。在会上，赵承信宣读了《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之建设》一文，建议将社区实地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途径。随后，陈达提出“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的提案，这一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国社会学界形成了社区研究的风气。 主要代表人物与主要观点 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中国努力倡导并从事理论或实地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李安宅、杨堃、费孝通、林耀华、赵承信等。 吴文藻积极倡导社区研究。他认为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在社区研究中，他采用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 吴景超明确把社区当作社会研究的对象之一，并认为社区研究有两种优点：①社区是具体的，是极易捉摸的；②社会学的范围如规定为社区生活的研究，可以与别的社会科学不发生冲突。他指出社区研究可以从综合的、某一方面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个观点下手来进行研究。以社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矫正学术界空谈阔论的流弊，社会学的根基在事实，根据社区的事实来证实或修正社会学的理论，这是社会学者的基本工作。通过社区研究还可以根据社区搜集的事实和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提出社会改革的方案，这种经过艰苦工作所得到的改革方案才是有价值的、建设性的，对人民必有其贡献。 费孝通在社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35年，他深入广西大瑶山做实地调查。1936年又以一个村庄为对象，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著有《江村经济》一书，详尽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易等活动，阐明了“江村”经济与周围地理环境的联系及其与这个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等。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对中国不同类型的农村和工厂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调查，完成了第一期的实地社区研究工作。1944年以后，开始了第二期的工作，即通过实地社区研究所得的材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加以分析，在理论上总结并指导实地研究。他相继写出《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著作。其中，《乡土中国》一书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态。费孝通在该书中，对社区研究做了理论的概括。他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标，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他认为，社区分析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则是在此基础上做比较研究，比较不同的社会结构，发现与每个社会结构相配合的原则。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社区研究机构在抗战时期主要有 3个：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由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主任，戴世光任统计主任。该所就中国的人口、农业和劳工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现代式普查。他们在昆明市及其附近的 4县进行了中国初次挨户普查的实验。根据普查资料，先后写出《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云南呈贡昆阳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在此基础上，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1946)一书，详尽分析了人口的各种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介绍抗战后方云南几个地方从事现代普查实验及人事登记的方法。这些调查为以后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取得了经验。 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是由吴文藻创建的，后由费孝通主持工作。参加该室工作的先后有林耀华、陶去逵、许烺光、瞿同祖、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王志诚、王康等。他们在选定的社区中，对某一问题做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起初，他们注意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重点研究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因此，挑选了3个不同的乡村即禄村、易村、玉村来观察土地权的集中与手工业、资本累积、家庭组织等因素的关系。后来，他们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在昆明的工厂里研究劳工从乡村及其他行业转入工厂的过程。又在云南边疆地区研究当地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以及他们和汉人相处的问题，并在内地乡村中研究基层行政机构、经济分工和贸易的方式。虽然他们的着眼点是一些社区，但所研究的却是中国各地社区共同遇到的问题，即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1942)、《芒市边民的摆》(1946)，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论著。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于1941年由李安宅创建。他们在一定的小社区里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观察，以非汉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侧重对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进行研究，用当地的事实来检验人类学原有的各种理论，并加以新的申引或修正。 1931年在杨堃、黄迪、赵承信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平郊区建立的一个农村实验室，对村民生活进行研究。林耀华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研究川康诸土著部族的生活，1947年著《凉山彝家》一书，影响较大。 建设时期的特点 30年代末至40年代，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社会学界开展了社会工作的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行政与社会服务方面的人才。这一时期，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中国化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社会学的研究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进行社区研究是该时期社会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费孝通将这一时期的特点概括为“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 (《益世报》“社会研究”第7期)。袁方指出，这个时期有个新趋势，“在实地研究上，功能学派代替以往填表式的调查；在历史文献上，制度学派，一改向来考证式的注释。这种趋势莫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由草创而至成熟的线索”（《益世报》1948年4月29日，社会研究副刊第3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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