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卷名：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曾为中共旅欧组织领导人。在此时周恩来即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曾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他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第1师党代表、第1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总主任。同年12月，主持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派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后来在此基础上组成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国民革命军第 4军独立团。1925年2月，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同年秋，又参与领导和指挥第2次东征。这个时期，周恩来着手创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所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等报告，对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等曾主张以武力给予回击。同年底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别军委书记，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周恩来起草迅速出师讨蒋的建议，并与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周恩来被送往香港治病，后转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仍主管军事工作。1928年6～7月间，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的报告，总结中共领导的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工农红军、武装工农和开展兵士运动提出进一步要求，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等。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秘密领导革命工作。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训练和派遣大批军事干部支援各地红军和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并筹划和建立各根据地、红军与中央的交通网。1929年 3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应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而不是占领大的城市，决不应超越主观力量去行动；发动游击战争应向农村阶级斗争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和地势险峻的地方。同年9月，周恩来主持、审定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充分肯定了4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对红军的任务和前途、发展方向和战略、组织和训练、党的工作以及当前的行动等问题都作了指示，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 9月，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根本任务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政权的主要力量问题，红军中只容许党在政治上为唯一领导，党要用集体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要有计划地办军事政治学校专门训练红军干部，红军周围应围绕有广大的游击队、赤卫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红军广泛的补充军。1931年 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中央起草指示通报了这一胜利，并要求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中必须“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同年 8月，在听了关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汇报后，再次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毛泽东、朱德等对红军进行训练和改编，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作了整顿和改进。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调离前方，实际上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1934年2月，出席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同朱德、王稼祥一起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周恩来提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并认为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上决定周恩来和朱德仍为中央主要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3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于 6月中旬会合后，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上的方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毛泽东等领导第1军、第3军（即第1军团、第3军团）北上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参与指挥部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同年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1月赴前方部署山城堡战役。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赴西安进行调解，和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铺平道路。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与蒋介石达成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洛川召开的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太原失守后，强调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并同刘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张。此后，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1938年 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动员人民，为坚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同时指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向国内外揭露事变的真相，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毛泽东、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议”。以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 1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周恩来出席有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群众，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为人民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了准备时间。同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于11月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他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和沙家店、宜川等战役，西北野战军由防御转入进攻。6月后，他协助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地区，实施外线作战，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8月，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在1948年 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并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此后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在这期间，还致力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要求部队进入城市后必须严守纪律，执行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还参与领导军队整编，实行统一编制和番号，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建国初期，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时，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在50和60年代前期，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并参与领导军事院校的组建及部队教育训练的决策工作。1954年9月后，虽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仍关心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参与领导国防事务和陆海边防斗争，并强调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周恩来对国防工业的发展十分关怀，领导组建导弹、航空等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主持了研究、试验导弹和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1964年10月中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重申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周恩来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 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他的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