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卷名：经济学)
vulgarising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抛弃掉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科学因素，而只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的、表面的现象的经济学体系。
历史背景和代表人物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开始尖锐化，这就促使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逐步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庸俗化以适应新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从18世纪末到1830年这一段期间，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J.-B.萨伊，英国的T.R.马尔萨斯、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等。他们分别以“注释”或“通俗化”A.斯密、D.李嘉图著作的形式，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庸俗化。1830年之后，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庸俗经济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N.W.西尼尔（1790～1864）、J.S.密尔，法国的F.巴师夏等。他们直接采用“修正”或“补充”古典政治经济学某一理论观点的形式而使其进一步庸俗化。
庸俗经济学家首先把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庸俗化，进而把古典经济学的分配论等庸俗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斯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把价值归结为生产上耗费的劳动，他依据劳动价值论，确定利润、利息、地租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是价值的扣除部分。但是，斯密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的联系的同时，同描述经济事物的表面现象纠缠在一起。他没有分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把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同交换时购买的劳动混淆起来。他在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之后又认为价值是由收入构成的，并把三种收入看为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代表人物李嘉图虽然坚持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但他也和斯密一样由于只注意价值量的分析，忽视价值质和价值形式的分析，因而没能揭示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没能明确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没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终于碰到他无法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价值规律和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矛盾，价值规律和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的矛盾（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庸俗经济学家就是利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用“注释”、“修正”等方式使之庸俗化。
价值论的庸俗化 首先，庸俗经济学家用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供求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萨伊初次尝试用生产一般来偷换具有特殊历史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把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独立部分（也叫“三分法”），认为生产是由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协力进行的，价值不全由劳动决定。生产三要素分别提供“生产服务”，从而创造了效用，创造了价值。这就是以生产三要素论为基础的庸俗效用价值论。
马尔萨斯发现李嘉图体系的两个理论难关，从而认为商品生产中使用的耐久性不同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和有不同的周转时间而引起的交换价值经常随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变动而变动，使生产价格偏离价值的这种情况，决不是象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属于“例外”，而是“通则”。他转到斯密关于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断言价值不是由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来决定，而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购买到的劳动包含了实际耗费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再加上以劳动表示的全部预付资本的利润额，这几个部分构成生产费用。他与萨伊一样把供求论引进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生产费用，从而决定价值的大小。
R.托伦斯（1780～1864）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社会原始状态，不适用于资本的社会，后者是由资本支出来决定价值。
李嘉图的门徒J.密尔和麦克库洛赫在试图解决李嘉图面临的两个难关时，却把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庸俗化了。J.密尔不同意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决定，或受时间因素影响的观点。他解释说藏在酒窖里的陈葡萄酒价值之所以比新酒价值更大，其情况与使用机器相类似。机器是积累劳动，使用机器就是使用劳动，它与人手直接作的劳动不同之处在于用工具间接作的劳动。藏在酒窖里的陈酒也是积累劳动，它也在劳动，故能创造价值。麦克库洛赫把劳动定义为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问这种作用或操作是由人，还是由役畜、机器、自然力完成的。他认为对于藏在酒窖里的葡萄酒，资本对劳动的交换是不必要的，在其中只有自然本身产生作用。就这样，他们两人认为积累劳动和自然力也能创造价值。
稍后，西尼尔
利用斯密理论中有时把决定价值的耗费劳动理解为“安乐”、“自由”与“幸福”的“牺牲”，试图从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来解释价值。他强调经济学所依据的前提是来自人们的心理内省过程，把萨伊用来决定价值的效用看做防止痛苦或产生愉快的手段。劳动是安逸的“牺牲”，资本是当前享乐的节制，也是“牺牲”，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牺牲”决定价值，它们的报酬分别为工资、利润，这两者共同构成生产费用。巴师夏强调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欲望、努力和满足，满足欲望的努力就是提供服务，互相交换服务的关系就决定价值。J.S.密尔试图把古典经济学同庸俗经济学调和起来，建立一个折衷的经济学体系。他认为价值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它并非物品本身一个内在的、实体的本质，仅意味着在交换中所能获得别种东西。他在谈论生产费用时，尽管承认劳动几乎是生产费用的唯一因素，但又认为劳动可用工资一词来代替，资本可用利润来代替，这样，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便决定于工资和利润了。
分配论的庸俗化 庸俗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庸俗化后，进而将分配论庸俗化。萨伊利用他的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来源。他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提供“生产服务”，创造效用、创造价值，因而也创造了自己的收入，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这就是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它完全否定斯密关于利润、利息、地租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的扣除部分的科学观点。
马尔萨斯认定价值是由购买劳动决定，而购买劳动是以生产上实际耗费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加上以劳动表示的全部预付资本的利润额来衡量。他认为工人的劳动耗费已全部得到报酬，可是利润是包含在他的价值规定之中的，那么，利润就只能是从交换中来变成让渡收入了。至于地租则看作是上帝和自然对人类的“赐予”。
J.密尔和麦克库洛赫根据他们自己对窖藏的陈酒增大价值的解释，把利润看成是积累劳动和自然力本身所创造的。麦克库洛赫还对利润作别的解释，他把价值划分为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前者由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决定，后者由交换或购买到的劳动决定，虽然他认为一个由一定量劳动生产的商品一律会换到同量劳动生产的任何其他商品，但他又认为商品在事实上总会换到多一点的劳动量，多出来的这个剩余部分就成为利润。从生产领域最后转向流通领域去探求利润的来源，是庸俗经济学利润理论掩盖利润的剥削性质常见的一般手法。
用主观心理感受来说明价值的庸俗经济学家如西尼尔、巴师夏等把劳动和资本看作二个不同形式的“牺牲”，西尼尔说劳动是安逸的“牺牲”，资本是节制当前的享受。巴师夏说劳动是牺牲安逸提供的服务，资本是牺牲即时的满足，是享乐的延缓，这些“牺牲”分别获得工资和利润（利息）的报酬。J.S.密尔在解释构成生产费用之一的利润时，也把它看为资本家忍耐不把资本用于消费而用于生产的报酬。至此，古典经济学关于利润是劳动决定的价值的扣除部分的科学观点完全化为乌有了。
萨伊不顾斯密对那种把资本利润看成为监督指挥的“特种工资”的观点的批评。他把资本收入划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认为利息是对资本的效用或使用所支付的租金，企业主的收入则是他从事冒险、监督和管理企业的“智能和才能”的报酬，总之，归结为企业主高度熟练劳动的报酬即高级工资。萨伊的这些观点，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遵循。比如J.S.密尔就把总利润中的一部分划分“管理工资”，看作资本家领导生产时付出的劳动和技能的报酬。
阶级实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具有明显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但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它却与一般商品交换无任何差异。J.密尔等就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将来产品中他占有的那个部分，资本家先以预付形式付出工资，即把将来产品中的一部分支付给工人，这全部将来产品最后就完全归资本家所有。至于资本家与工人在产品中各自占有的份额的大小，则由双方讨价还价来决定，而讨价还价的条件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
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相对立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观点也被庸俗经济学家完全抹煞了。他们认为工资和利润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协调”的，在其后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比如西尼尔就认为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一种“协力”关系，劳动不借助于节制的成果即资本，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而节制不借助于劳动也不起作用。巴师夏也认为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并提出一条分配“规律”：随着社会进步，资本增加，利息会下降，增加的社会总产品中分给资本的部分，绝对量增加，但相对量减少；分配给劳动的部分，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增加。他由此得出一个辩护性结论：一切人的境况都会不断“改善”，各个阶级是“和谐”的，不存在什么阶级对立。J.S.密尔更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提供论据。他把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划分开来，断言前者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后者是人为的、可变的，是属于法律和习惯的范围。虽然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分配不均，但不认为它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可以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消除这一缺点，并且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品性上的变化和逐渐的教化制度来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
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这些庸俗经济观点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西方经济学所吸收，并加以改造形成形形色色的新的理论体系。
参考书目
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