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印刷史(卷名：新闻 出版)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rinting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00 多年，中国社会经历着空前的激荡和变革。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卓越贡献的古老的中国印刷术，也处于重大的转变过程。已臻精致的雕版印刷虽然在相当长时间被继续沿用，但终于逐渐被适应大量印件印刷需要的西方近代铅活字、压印机械和平版石印术等先进印刷术所取代。
西方印刷术的初传 最早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东来澳门，他用汉文译出《新约》，并招收中国刻工蔡高等准备在广州铸字印刷，为地方当局禁止。于是他们又转至马六甲，雕刻铜模铸字排印，终于在1819年印出了汉文《新约》，这是迄今可考的第 1本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1833 年英国人戴约尔在香港刻出中文字模1845 个。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继戴约尔之后完成4700个字模的刻制，称为“香港字”，用以排印圣经，也对外出售铅字。这家书房1845年迁到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又于1859年迁到上海。为使中文铅字与西文配套排印，书馆的美国工程师姜别利对中文排字工艺作了改进。他按照点数标准 (1点约为1/72英寸)，将铅字定为大小 7种，解决了中西文合排印件排版的困难。又采用电铸法制造铜模，提高了生产效率。他还根据用字的频度，将汉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 3类，依照《康熙字典》部首次序，于1860年制成排字架，成为此后沿用百余年的中文字架的雏型。这些改进，有利于铅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推广。此外，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是上海第 1家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除出版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书籍。
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石印出版物，是麦都思1838年在广州编印的《各国消息》。1834年广州已用石版印刷布告。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购买了石印设备，用以印刷唱经和宗教宣传品。继之有英国人美查于1879年开设点石斋石印书局，用照相制版翻印中国古籍，并创办《点石斋画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特权，外国人办的报刊迅速增多。在19世纪40～ 90年代，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近17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文周报 《教会新报》 (后改名 《万国公报》)。外国商行办报，最早的是英商字林洋行1850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和英文《航务商业日报》(后改名《字林西报》)。外国人为办报刊而设立的印刷厂，拓宽了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的途径。如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 (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日报)，就设有规模较大的印刷厂，除印刷报纸外，还出版书籍。他们排印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收书160余种)及用扁体铅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是当时铅印书籍中较为珍贵的版本。
民族印刷业的兴起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西方商品开始在中国市场涌流。外国人为宗教宣传和政治经济目的新兴办的出版印刷业，在传入先进印刷术的同时， 也逐步引进了科学技术知识和资本主义文化。封建大国落后的面貌日益暴露。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当时的洋务派官僚、先进的知识分子、某些工商界人士，都因各自的目的有了兴办印刷业的愿望。
洋务派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官办的 同文馆(即后来京师大学堂的前身 )。该馆1876年开始设立印书处，备有中西文活字和 7部印刷机，出版了不少翻译的科学书籍。上海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设立的印书处。除铅字排印设备外，还试制有照相铜锌版。他们译印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收入1909年编印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中的就有 178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864年在南京设立的金陵官书局及其后在江浙等省成立的 13 处官书局，则专事翻译儒家经典， 求助于儒家正统思想来维系世道人心。清政府官办印刷业规模较大的还有：天津北洋官报局，江苏的南洋印刷官厂和度支部的度支印刷局等。
在英国炮舰打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之后，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抗御列强侵凌，必须先了解和学习西方；因此，不但力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积极介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思想。在这些维新思想先驱的激励下，报刊图书的出版和新印刷术的应用都有所扩展。到了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活跃时期，成立了强学会、南学会等宣传维新思想的机构，还出版了《强学报》( 1895 )、《时务报》(1896)和《湘报》(1897)等。当时的《苏报》、《经世报》、《民报》都是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1873～1911 年，国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有 420 余种，其中多是委托别的印刷厂排印，也有一些报纸有自己的印刷厂，如《时报》、《新闻报》等。特别是1907年由中国人从英商美查手中收购的《申报》，经扩充改进，使原来就有较大规模的印刷厂的生产能力更加提高。
中国人自己铸造活字印书始于1850年，当时有广东唐姓印工仿铸锡活字印书。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办《华字日报》，租赁和购置小量铅字印刷设备建立了自已的印刷所。民营的第 1家石印图书业，是1881年徐裕子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具有较大规模并采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的印刷厂，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它是由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等于1897年创办的。在初创的 20 多年中，陆续引进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凸印、平印、凹印、珂版等设备和技术，还开办铁工厂仿制各种印刷机械。其后的文明、中华、大东、世界等书局，也都有自己的较具规模的印刷厂。辛亥革命前后，各省市及沿海大的县城，都陆续开办规模大小不等的民办印刷业。各省大都有官办的印钞厂，承印地方发行的纸币。以后一些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自己办有印刷厂出版教材和学术报刊。一些城市逐渐有彩色凸版印刷和彩色石印，彩色胶印则集中于上海。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各省会所在城市，才都有胶印设备。印刷机械长期依赖进口，只有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华东机器制造厂能修造部分印刷机械。到1949年，上海、北平两地共有印刷机械制造厂和维修厂30余家。
传统的雕版印刷在这一时期也还继续沿用。如前述十几处官书局，开始还是全部用雕版刻印古籍。江南制造局有了铅字设备后，仍用木版雕印过翻译图书。1898年的《渝报》和《蜀学报》，是用木刻版川贡纸印刷的。随着西方印刷术的广泛采用， 专业雕版印书业渐趋衰微，较著名的北平文楷斋到1935年也停业了。但中国雕版印刷长期创造的精美工艺，在某些方面是难以被替代的，特别是彩色套印中国古画能达到乱真的程度。 因此， 雕版印刷仍在作为印制某些艺术作品的重要手段， 如鲁迅、郑振铎 1934 年委托北平荣宝斋翻刻的《十竹斋笺谱》，一直是为人们所赞叹的精美艺术品。
印刷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界空前活跃，报刊如雨后春笋涌现。仅《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59年版)一书，就记载了从1915～1925年间新办的刊物 160余种，最著名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也直接办印刷机构印行书刊，1925～1935年，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办过秘密印刷所多处。第 1个地下印刷机构是1925年在上海设立的国华印刷所，负责印刷《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宣传品。这个印刷所还几次迁移地址改换名称 (如用过崇文堂印书局 、文明印书局、瑞和印刷所等名义)，以避免反动当局的搜查破坏。党组织还办过一些以庄号或公馆为掩护的小型秘密印刷所。30年代上半期，在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虽然战争频繁，也都建有简陋的印刷厂。在江西中央苏区及湘鄂赣、豫鄂皖、川陕、陕甘晋等苏区， 就有小型印刷所、石印局、印钞厂20余处。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及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都建立了印刷机构。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等，都较具规模而且建立了在供给条件下的管理制度。解放战争时期， 各解放区的印刷厂，承担了66种报纸、大量书刊及35个银行、金库纸币和证券的印刷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印刷业已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可考。在印刷业比较集中的上海，参加市区同业公会的私营铅印书刊印刷业、装订业、铅印零件业、铸字铜模业、 照相制版业、 胶石彩印业及纸制品业，共2877家，从业人员28800人。另有报社、海关、邮电等部门及教会和外商开设的印刷厂近20家。以上两部分合计近3000家印刷厂店中，有较新式设备的只有150家(包括报纸厂 、书刊厂、几家专业厂和部分彩色胶印厂)；只有圆盘机、方箱机等简陋机械设备的铅印零件厂 980多家。其余多是规模很小的印刷装订业、手工作坊和不雇工人的家庭作坊。其他城市印刷业的规模则远不及上海。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印刷业虽在引进西方印刷术后有了很大发展，也已经出现了规模颇大的现代经营管理的印刷企业，但就整体而言，基础还是薄弱的，印刷业现代化的转变还没有完成。值得称道的是，中文印刷字体日臻完美，多种秀丽古雅的宋体、仿宋体、正楷活字，出于书刻名家陶子麟、韩佑之、丁辅之、高云塍等人之手。1909 ～ 1937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聚珍仿宋印书局，华丰、百宋等铸字制模厂刻制的铜模风行全国，提高了图书质量。汉文正楷字模曾为日本的三省堂所采用。在30年代，已刻制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铜模，开始用活字代替木刻版印刷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还曾创用酚醛树脂制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