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运动(卷名：中国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以宣传民族救亡、抗击侵略为中心内容的文艺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初期，文艺界出现热烈而广泛的抗战文艺运动。上海失守以前，比较突出的是戏剧活动；中国剧作者协会和上海戏剧救亡协会的成立，文学、戏剧和电影界集体编导抗日话剧《保卫芦沟桥》，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非常广泛的演出和深入民心，以及上海救亡演剧队的组成和誓师出发等，都显示了初期抗日戏剧运动的新气象。作家面对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纷纷放弃原定的写作计划，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或文艺运动中去。因此，战争初期多幕剧、长篇小说和叙事诗等明显地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现实斗争，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小型抗日作品：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活报剧、街头诗、朗诵诗，以及各种利用民间形式的通俗文艺等。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战争初期抗日文艺创作的特色。
上海失陷后，武汉一度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从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相继云集于武汉三镇。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创办《抗战文艺》等，积极推动抗战文艺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协”成立的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在武汉建立。第三厅是以进步文艺工作者为主的文艺机构，对于推动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艺运动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第三厅组织的演剧队，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和东南亚一带，在抗日文艺宣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武汉失陷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度在武汉形成的热烈而广泛的抗战文艺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相对地显得比较沉寂。这时期，抗战文艺运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文艺思想和理论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围绕着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针对战争初期创作上一度出现的公式化现象，引起“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接着，由于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被日本报刊译载，引起关于文艺作品能否暴露抗战阵营内部黑暗问题的讨论。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镇压与限制进步文艺活动，抗战文艺运动又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协”及其各地分会仍然展开各种活动，例如桂林的戏剧活动。第三厅改组后，郭沫若等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先后创办一批文艺刊物，建立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山脉社、战歌社等文艺社团和组织。抗日的戏剧活动，街头诗、枪杆诗、报告文学，以及抗战歌曲等十分活跃。群众性的戏剧演出盛行。1942年以后，正当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受到压制，显得比较沉寂之时，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开创了抗战文艺运动的新局面。
抗战前期，上海“孤岛”的进步抗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上海沦陷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去内地、前线或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上海“孤岛”的抗日文艺运动并没有停止。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留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敌对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对敌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汉奸文人，及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展开了批判。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动员了一批有爱国心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戏曲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抗日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杂文创作风行一时。
抗战文艺运动继续并发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优良传统。在艰苦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进步作家艺术家为骨干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家们从各个角度表现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歌颂了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抨击了破坏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作者与群众有了不同程度的结合，这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尤为显著。抗战文艺运动曾经局部地出现过偏差，例如：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作家中有的曾经一度忽视阶级观点；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也曾经走过弯路等。但抗战文艺运动的主流始终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