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卷名：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月刊。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创刊，由文学社创办，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 1卷编辑者署文学社，第2卷至第9卷先后由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主编。黄源参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编辑工作。郑振铎、茅盾是《文学》的主要发起人。编辑委员会成员为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创刊之初鲁迅曾是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办刊的宗旨“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的需求。”刊物内容丰富、栏目众多，且时有变动，较为固定的大致有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剧作、文学论坛、书评、作家论、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对新进作家的作品也经常予以发表和评介。特约撰稿员有鲁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郭绍虞、耿济之、田汉、郑伯奇、戴望舒、张天翼、黎烈文等48人，还有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扬、胡风、蹇先艾、林语堂、沈从文、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臧克家、吴组缃等也经常为之写稿，撰稿作家上百人。在创作方面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小说如茅盾的《残冬》、《多角关系》、《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个练习生》，王统照的《山雨》、《秋实》，许地山的《春桃》、《女儿心》，王鲁彦的《屋顶下》、《乡下》，郑振铎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达夫的《迟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这一辈子》，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沈从文的《八骏图》，沙汀的《苦难》，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蹇先艾的《乡间的悲剧》，吴组缃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散文随笔如鲁迅的《我的种痘》、《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劳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随笔》，王鲁彦的《父亲的玳瑁》，沈从文的《湘西散记》；诗歌如王统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战场》，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庄周之一晚》；戏剧如洪深的《劫后桃花》（影剧），陈白尘的《金田村》、《芦沟桥之战》，夏衍的《赛金花》，李健吾的《梁允达》、《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等。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冲突，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视，在现代文艺报刊中，它是发表作家专论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载过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落花生论》，胡风的《林语堂论》，穆木天的《徐志摩论》、《郭沫若的诗歌》，许杰的《周作人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作用。对丁玲的《母亲》、王统照的《山雨》、艾芜的《南国之夜》、吴组缃的《西柳集》、夏征农的《禾场上》、彭家煌的《喜讯》、周文的《雪地》、万迪鹤的《达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较中肯、及时的评介。《文学》对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方面的问题，发表过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论讽刺》、《“文人相轻”》（一至七论全文）、《“题未定”草》(一至三)，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胡风的《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等文，着重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作了理论剖析。郁达夫、金兆梓、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笔谈《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阿英的《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论初期白话诗》、《叙事诗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新诗歌旬刊》，屈轶的《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陈雨门的《中国新诗的前途》，张庚的《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等文，就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学》还于1934年 7月出了“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有茅盾、巴金、郑伯奇、胡风、叶紫、艾芜、沈从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写下了他们各自同文学的关系和“亲切体验”，“成为文学史的珍贵资料”（《我与文学·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有蔡元培、鲁迅、茅盾、叶绍钧、朱自清、郁达夫、洪深、阿英、胡风、丰子恺等60人撰稿，从多种角度简要介绍了有关文学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创作方法等文学知识（上海书店于1981年复印了上述两个特辑）。1936年11月、12月曾编刊“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郁达夫、郑伯奇、夏丐尊、欧阳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画，悼念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逝世，开展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活动。
《文学》也注意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刊载过郭沫若的《屈原时代》，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的演化》，顾颉刚的《明俗曲琵琶词》，陈子展的《两宋词人与诗人与道学家》等，1934年6月还出了一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有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等论著。
《文学》对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也较重视，译载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济慈、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马克·吐温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论著作以及评介他们的文章，还出过“翻译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纪念特辑”、“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辑”、“高尔基纪念特辑”等。这些译著和资料记载了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文学》是在30年代初期，《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机关刊物屡遭查禁的情况下创办的，成为左翼作家、进步作家发表创作的阵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导倾向是贯彻始终的。1937年8月1日9卷2号出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减缩篇幅，于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号停刊。《文学》每6号合为1卷，共出9卷52号，是30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