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卷名：宗教)
明末天主教徒。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字子先，号元扈，上海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广东韶州结识西方传教士，初步闻知天主教教义及西方科学知识；后又读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次年中举。二十八年春赴北京应试，途经南京，往访利玛窦，对西方科学知识发生兴趣。三十一年在南京聆听了葡萄牙耶稣会士罗如望的宣道，阅读了利玛窦的《天学实义》。他把“天学”理解为由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两部分组成。“道之精微，拯人之形；事理粗迹，拯人之形”（《泰西水法序》）。他认为佛教空无之说“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若能将“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加以传布，使人人为善，“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以期达到“久安长治”的政治目标（《辩学章疏》）。因此，他接受了“天学”，受洗入教，取教名保禄。
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政之余随利玛窦问学，并与之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三十五年丁忧，回籍守制。次年邀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在家中设立教堂，并在其亲友、佃户中发展教徒，是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将《测量法义》参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西会通，加以整理，削成定稿，并撰成《测量异同》、《勾股义》。三年后回京任翰林院检讨。适值钦天监推算日食不确，朝议修改历法，遂和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主张翻译学习西方天文学说，“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因皇帝不予重视，其事遂寝。四十年，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拨学习西方水利，力劝其对“修身事天”与“格物穷理”应“并说之，并传之”；聘请高手匠人，在南堂制造各种治水工具，加以推广，编成《泰西水法》6卷。次年以病归，寓天津屯田开荒，写成《宜垦令》、《北耕录》等书。四十四年奉旨回京复职。前此，南京礼部侍郎沈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他曾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次年2月任詹事府左赞善。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兵，辽东军事形势紧急。他提出一系列军事主张，但均未被采纳。
天启二年至七年(1622～1627)，在籍家居。根据毕方济口授，译述经院哲学家改编的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汉译名为《灵言蠡勺》)，并用主要精力辑录《农政全书》。天启四年曾敕授礼部右侍郎，未曾到任，次年又被魏忠贤党羽参以在军政上“代庖越俎”等罪名被免职。
崇祯元年(1628)复礼部侍郎职。次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再次失准。礼部奏请开局修历，经皇帝准奏由徐光启主持。他主张参用西法，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方针，推荐李之藻协理，先后录用传教士尤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从事翻译。当年，皇太极督率数万骑攻破大关口、围蓟州、陷宁化、抚宁，从三面进逼京畿。崇祯帝于平台两次召集大臣，垂问方略。徐光启提出区别对待俘虏以瓦解敌方军心，建立配备西洋铳、大乌铳等火器的车营，以战为守，积极防御的战术。在徐光启主持下，由传教士陆若汉和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领下的葡萄牙士兵带领大铳到达涿州，协助防守。三年升礼部尚书。次年先后两次进呈历书共44卷。五年又呈30卷。同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次年上《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以李天经任历局疏》，称新成诸书60卷，其中30卷已审核定稿，尚有30卷正在审阅之中。在他主持下，《崇祯历书》46种，134卷已基本完稿（后经李天经定稿，有所增删，计45种，137卷）。
一生著译甚丰，近年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徐光启著译集》、《农政全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