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卷名：戏曲 曲艺)
明代戏曲作家、诗人、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1521.3.12)，生在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大乘庵东边的榴花书屋。父徐兩是个举人，长期在贵州教书，并担任过多年的州县官，后因病回到山阴原籍。徐渭一生在科举和仕途上都不得意。20岁考取秀才后，曾8次参加乡试。直到40岁仍未考中举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应聘到浙闽总督胡宗宪幕下当幕客，曾亲临前线参加抗倭战斗，屡出奇谋，建立战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四十二年(1563)春，胡宗宪被捕入狱，徐渭不但报国无门，而且清名受污，又加上夫妻不和，以致精神失常。四十五年(1566)，写《自为墓志铭》，连续9次自杀未遂。又因误杀继妻而入狱，7年后才被友人营救出狱。晚年，以鬻书卖画谋生。徐渭的坎坷终生，跟他具有不合封建世俗的叛逆性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而徐渭却“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他“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徐文长传》）。在政治上，他支持张居正，谴责严嵩，积极参加抗倭战争。在文学上，他强调独创，反对复古摹拟，斥之为鹦鹉学舌，“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叶子肃诗序》）。对于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而对卑贱者，他却深表同情，亲如家人。“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袁宏道《徐文长传》）他的这种思想性格，自然不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容纳。
《四声猿》杂剧是徐渭的戏曲代表作，系由《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部短剧组成。
《狂鼓史》与祢衡死后，阴司判官把曹操鬼魂召到阎罗殿上，祢衡击鼓骂曹。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曹操狠毒虚伪，借刀杀人，“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无恶不作，残无人道，狡诈奸险，死不悔悟的丑恶面貌，徐渭写这部剧本可能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他曾在《哀沈参军青霞》诗和《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把当时的严嵩目为曹操式的奸相，把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因而被迫害致死的他的姊丈沈喻为祢衡。前人称赞此剧足以使奸雄裂胆。
《玉禅师》取材于《西湖游览志》，描写临安府尹柳宣教因玉通和尚不赴庭参便对他施行报复，派遣妓女红莲前去勾引，玉通和尚因犯色戒而羞愤自杀。死后投胎为柳太守女儿柳翠，沦为娼妓。玉通的同门月明和尚指出柳翠的前生因缘，引度她出家为尼。剧本带有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场与佛门的尔虞我诈，并批判了禁欲主义丧失人性的虚伪本质。它使人们看到，纵欲破戒照样可以得道升天，只有伪善者才永远被拒于天国的门外。此剧和元代无名氏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不同，主要是削弱了宗教迷信思想，加进了柳太守设计陷害玉通和尚的政治内容。
《雌木兰》写花木兰女扮男妆，替父从军，为国立功的故事。歌颂了花木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它取材于乐府民歌《木兰辞》，但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都有重大发展。不仅添上木兰的父亲花弧，并描写木兰乔装和出征的经过，以及征战12年，凯旋回家以后嫁王郎的归宿，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丰满，而且剔除了《木兰辞》中“忠孝两不渝”的说教，突出了英勇爱国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作为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花木兰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从杂剧到昆曲，从京剧到许多地方戏，一直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
《女状元》写五代时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被授予成都司户参军，周丞相欲招为婿，当她不得不说出真情时，周丞相便娶她为媳。此剧抒发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不满和牢骚，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现实。黄崇嘏才华出众，当她乔妆成男人时，可以中状元，做官断冤狱，但在她暴露女儿身份以后，却只能弃官成婚，使她的文学造诣和政治才能葬送于闺阁之中。作者深为封建社会妇女的受压迫而抱不平，他在剧中大声疾呼：“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
徐渭的《四声猿》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较大。明代的澄道人说，它“为明曲之第一”（《四声猿引》）。袁宏道说：“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徐文长传》)它正是以这种“绝异”的崭新面貌登上当时剧坛的。它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诸如由阳骂曹改为阴骂曹，和尚可以破戒，妓女能够得道升天，女扮男装，妇女照样可以干出武能安邦建勋、文能状元及第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想象之丰富，情节之离奇，被称为“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王骥德《曲律》）。它对汤显祖有着直接的影响，汤显祖说过：“《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四声猿》在杂剧的音律、体制、表演等艺术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为清代杂剧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而在思想和艺术上却不无局限，它所表现的民主思想毕竟是很朦胧的，封建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人物形象比较单薄，粗犷豪放有余，而丰满细腻不足。
《歌代啸》杂剧相传也是徐渭的作品。它是讽刺剧，分为4折。素材取自市井琐事，主要是揭露僧侣禁欲主义的虚伪、荒唐，张冠李戴，嫁祸于人；鞭挞封建官僚的丑恶和专横，“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战斗风格，比《四声猿》更为辛辣犀利。但写得浅薄显露，失于剪裁提炼，趣味也不免庸俗。
徐渭的《南词叙录》是研究宋元南戏的重要文献和理论批评著作。它记录了宋元南戏60种、明初戏文47种，并对南戏的渊源、声腔、脚色、常用俚语以及戏曲改革和创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发表了宝贵的意见。徐渭提倡本色，认为戏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晓，乃为得体”。他对当时戏曲创作中惯用经子语、典故、作对子的“时文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其弊起于邵灿的《香囊记》，经“三吴俗子”竞相效尤，“遂至盛行”。他对这种脱离舞台、脱离一般观众的创作倾向，发出了振聋发聩之言：“南戏之厄，莫甚于今！”针对当时人们对《琵琶记》的不同评价，徐渭热情地肯定了《琵琶记》中《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出，是从“人心中流出”的真情，“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石成金，信是妙手。”他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徐渭还评点过《西厢记》，修改过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
徐渭的诗文集《徐文长初集》、《阙编》、《徐文长三集》、《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以及《四声猿》杂剧，都有明清刻本传世。《歌代啸》有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精钞本。《南词叙录》现存旧钞本，并有《读曲丛刊》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