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2/前551～前479)(卷名：中国历史)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家世生平 孔子原属殷族，其远祖孔父为宋国大臣，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子孙流亡鲁国。其父郰叔纥是著名勇士，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孔子出生不久，郰叔纥壮年早逝，家道中落，所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作为士大夫子弟，孔子还是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使他熟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传说孔子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御车。他勇武有力，却虚心好学，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充任委吏(管理仓储)、乘田（管理牛羊）等小吏，都能恪尽职守。同时，孔子时时事事注意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郯国君主聘问鲁国时，与人谈及古代官制问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向社会广泛求教，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成为当时知名的博学大师，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
公元前515年，鲁国政局突变，不甘心居于傀儡地位的鲁昭公发兵讨伐季氏，被季氏、孟氏、叔孙氏等三家联合击败而流亡齐国。但季氏等三家也并不另立国君，实际上权归三家，“政在大夫”的局面发展到顶点。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也在这年到达齐国。他曾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甚得景公赞赏，但终未得重用，仍回鲁国聚徒讲学。其后鲁国政局又变，卿大夫也变为傀儡，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形势。公元前 505年以后，季氏的家臣阳虎胁制季桓子，指挥三家，操纵鲁政，还曾打算招致孔子，却遭到孔子的委婉谢绝。后阳虎被季氏、孟氏打败流亡齐晋，季桓子重新掌权。季桓子以鲁君名义任命孔子为司寇，并以其弟子子路为季氏家宰。年过五十的孔子第一次获得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公元前 500年，鲁定公同齐景公在夹谷会晤，孔子被破格选拔为相，陪同出席。由于他保持警惕，并作了周密部署，使定公免遭劫持。虽未能改变鲁国长期以来的依附地位，却争取到齐国归还阳虎叛乱时投献的“汶阳之田”，维护了鲁国的基本权益。公元前498年，为消除家臣叛乱的据点、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孔子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即拆毁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但是孔子的这一主张却只被三家用来消除反对他们的家臣，改善其各自的统治地位，而使孔子加强鲁君权势的本意落空，他与三家的合作无法继续。约在此年，孔子离开鲁国。
孔子为了推行其政治思想奔走各国，他出门总带着拜见君主委质为臣需用的贽物，每到一国总要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希望能有赏识和信任自己的明君，干一番事业。他曾非常自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是他在周游卫、宋、陈、蔡等国的十多年中，却从未得到这样的际遇，最好的也不过是以优厚的俸禄把他供养起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时候则备受冷遇。有时甚至处于饥寒交迫，生命危险，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是，无论生活安乐或困苦，都不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484年，在政治上不断碰壁的孔子已年近古稀，情知理想已无法实现，决心返回鲁国，终老于教育。这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季氏手下任职，并取得了政绩。季康子便礼聘孔子返国，让他以政界元老、社会贤达的荣誉地位从事讲学并整理文化典籍。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有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个别重要的改革还特别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主动提出重大建议。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辞，弟子们更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墓和故居从此相沿成为鲁国儒生讲习诗书礼乐的场所。
学术思想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甚为不满，总想恢复西周盛世“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君主以身作则，控制租赋徭役以富民教民；臣民各尽职守，努力劳作以尊奉君主。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不过他斥责暴君苛政，关怀国计民生，却是出自衷心，并留下了深远影响。在孔子看来，君主和臣民间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他不承认君主绝对的专制淫威，主张臣民有权选择君主。他认为，大臣对待国事应据理直言，对待君主过失不能盲目顺从，如果贪恋利禄而放弃这种职责是可耻的。并把礼，即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作为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立于礼”，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用仁这种伦理道德来充实作为社会准则的礼，使礼具有真情实感，而得到普遍的自觉遵守。他认为，仁是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原则。与人相处一要真诚，二要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克制私心，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即是“忠恕之道”。在这里所欲所不欲都得考虑到人我双方，不能只顾自己，但是否合理却仍以礼为标准，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因此，君主应谨严修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臣民，并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作最高境界。因为这不仅在主观上有立人、达人的良好愿望，更重要的是客观上达到了施民、济众的实际成效，所以是孔子理想的政治局面。
在宗教思想方面，孔子相信天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宣传“知天命”、“畏天命”。但是，他更注重人事，强调“匹夫不可夺志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只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因此，他“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身尽最大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绝不因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动摇放弃。他“不语怪、力、乱、神”，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活动持怀疑态度，表现为尊重理性而否定迷信。因而被墨家指斥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其实质是保留传统宗教观念的形式而从社会意义上加以解释，“所重：民、食、丧、祭”，“使民如承大祭”，着眼于这样可以造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良好社会影响。
教育事业 孔子一生热衷于从政，但他的主要成就却在文化思想特别是教育方面。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由贵族专职人员垄断世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以培养从政的人才，这便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在学术上传播古典文献，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传统思想素材。这可能是孔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所以他提出“有教无类”，只要是愿意上进、虚心求学的，他都不加区别地接受。孔子教育学生，首重德行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他善于采用问答方式，启发诱导学生步步深入并自动不断地钻研，他本人也毕生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终身的教学实践使孔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炼出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如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倡从正反两方面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反对自暴自弃的学习态度，鼓励青年不断改进，赶超前辈，“当仁不让于师”；但首先得抓紧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能举一反三，发展创新；要有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意不断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常常就同一问题，针对各人特点，给予不同甚至相反的答复。对于好学深思的学生，他公开赞扬；对于学生指出自己的缺点，他也能当面改正。孔门教学中保持的某种自由论辩的活泼风气，是培育众多人才的关键。
但是，孔子也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歧视劳动人民，把他们看作不可教诲的下愚。这些都表现了贵族士大夫的阶级偏见，也是对他自己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怀疑和否定。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即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大约都曾是孔门讲学的材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真正由他亲手编写的著作恐怕是没有的。但是，广泛搜求这些典籍并传授给众多学生，使得濒临绝灭的官学通过私家讲学而流传开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哺育战国百家诸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开端，却也是孔子重大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