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卷名：哲学)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11.12）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翠享村。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因名孙中山。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兴起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剧变时代，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生平和著作 孙中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参加过农业劳动，读私塾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1878年到檀香山读小学、中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1883～1884年间，先后入香港拔翠书室、皇仁书院学习。1885年受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86年学医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附设西医书院。此时，他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改造祖国，拯救同胞。1894年，他组织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揭起“振兴中华”的大旗，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欧美，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896年10月刚到伦敦即遭逮捕，脱险后，留居伦敦近一年，考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风俗，博览群书，并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比较其得失，初步形成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思想雏形。
1905年他在“革命风潮”的推动下，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主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个纲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03～1908年，孙中山亲自领导民主革命派同改良主义的保皇派展开大论战，撰写《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和《论惧革命召分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著名论文，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旗手。
为了实现革命三民主义，孙中山多次举行革命武装起义，经历了多次的失败，最终通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历史功绩。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1859～1916）窃夺后，孙中山积极进行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但迭遭失败。1917～1919年，写成巨著《心理建设》，提出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其中《孙文学说》，对中国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但这时的孙中山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
孙中山在彷徨苦闷中，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18年夏他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底，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开始认识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以及《三民主义》著作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政治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普遍平等的民权，经济上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孙中山此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他敢于宣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坚决站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线一边。他鞠躬尽瘁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临终时，他坚信和热烈希望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在共同奋斗中取得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著作，过去编集的有:《总理全集》、《中山全集》、《中山全著》、《中山丛书》、《国父全书》、《国父全集》等；1949年以后新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军人精神教育》、《知难行易》等是他的主要的哲学代表作。
进化哲学 孙中山在总结概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19世纪、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近代特色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物质进化 孙中山以C.R.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他认为，世界是进化发展的，它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物质进化时期，“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把进化论和I.康德的原始星云说结合起来，认为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万物和人类都是由星云进化而来的。他认为，继康德星云说之后，法国天文学家 P.-S.拉普拉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法国生物学家 J.-B.de拉马克都以他们的科学发现开进化论之先河。孙中山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特别是镭的发现，认为“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原子者，更有原子以成之”，承认物质元素、原子可变可分。他接受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认为电与光、热，“可互相变易”。他概括19世纪无机化学到有机化学的发展，指出“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从而论证生物有机体由无机体进化而来，“物质进化之时期”必然发展为“物种进化之时期”。
孙中山接受19世纪的细胞理论，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的物种，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进化而来的。他把细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称之为“生元”。他认为，“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
他的生元说认为生元有知：“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对于这种理论，学术界一向评价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生元”也就等于神秘的灵魂，从这里滑向了二元论和唯心论，表现出“物活论”的倾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明白地说细胞即“生元”，是一种“物”，而不是神秘的灵魂，问题在于他把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思为”、“计划”等属性赋予了细胞本身，把细胞拟人化了，在他的唯物主义生元说中加进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因素，但他基本上坚持了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路线，认为人类进化时期是物质进化时期的更高阶段。
物质与精神 孙中山认为，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他从这一观点出发，明确解释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只有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物质之“体”，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从物质中产生就能“制驭”物质。他说：“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在论述国家问题时，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关于孙中山对物质与精神的论述，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二元论思想。
知行学说 知行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和革命队伍中的妥协动摇分子，把古文《尚书》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话作为他们反对和取消革命行动的根据，成为革命继续前进的极大思想阻力。于是，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并进而广泛论述知行问题。
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 这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宇宙万物及其进化都是人类认识“智”的范围和对象。他还认为，宇宙万物是可以被“明白了解”的，人具备能“明白了解”客观事物的“聪明”之“智”。人的认识的“是非之别，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这“道”就是“社会进化的事实”。合道即是“是”，反之，则是“非”，表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
“先行后知” 孙中山根据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证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从“行”中得来的。他指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他把“行”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论证“行”是“人类之进化”的必要门径。他说：“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这里所论的“行”，已经不只是个人修养和道德践履，而触及到了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他论述“先行后知”时曾说过，维新变法是国家大事，“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认为行是知的“先”决条件和出发点。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孙中山说：“能实行便能知”，不去实行，只“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就不会有进步，就不会获得真知和新知。他强调，求知的途径是“要靠实地去考察”。“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先通过科学实验、观察，获得知觉，然后由浅而深，由简而繁，对知觉进行过细研究，形成判断，循此前进，进行推理，就能发现事物的“理哲”，即规律，获得科学的“真知特识”。
孙中山认为从“行”中获得之“知”，还必须进而见之于“行”。他说：“能知必能行”，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人们掌握科学知识就“人事可以胜天”。他特别强调科学理论对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认为拒绝科学理论的指导，必然“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
孙中山在强调以“知”促进“行”的能动作用的同时，还明确提出，“实行”是试验学理“真”与“假”的证明。他根据人类科学史证明，“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孙中山认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他说：“知”和“行”“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宇宙事物的进化没有止境，因而人的知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他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证人类的认识史是“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的历史。
历史局限 孙中山以知行观为核心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其中还包含有不少辩证法因素。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由古代唯物主义知行观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没有能够解决行与知的唯物辩证的统一关系：①他虽然把“行”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但他对“知”和“行”的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在阶级社会里，他脱离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去观察人的知行问题，所以没能超出旧认识论的范围，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②他把人类的进化硬性地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等三个时期，割裂了知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③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三类，并由先知先觉者支配人类进化，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④他的知难行易学说片面地强调了难易的对立，忽视了它们的统一。在强调科学真知的艰辛时，忽视了“行”的艰苦过程，即忽视了知行的难与易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民生史观 孙中山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又在不断进化着，即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再到“民权时代”。这种用政治制度为标准划分历史时期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但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含有合理因素。孙中山因此论证了民权革命、民族革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进化潮流。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立宪民主，才符合“进化之理”。社会历史进化论被赋予了“革命”、“突驾”的内容。
他认为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不是英雄人物。他说：“华拿（即华盛顿、拿破仓）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者也”。孙中山这种群众心理创造历史的观点，对于英雄智力创造历史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他并没认识到“群众心理”的客观动力。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同情被剥削者，力图从民众经济生活寻找历史进化的动力，有进步意义。但他把动力归结到抽象的人类“求生存”的“本性”和“欲望’，抹煞了欲望背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他从超阶级的人类求生存的本性出发，认为抽象的“互助”是人类的“天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论证，把阶级斗争看成违反社会发展常规的一种“病症”。这是错误的观念和幻想。
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经济理论。他称这种理论为“社会主义”。为了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使中国“预防”资本主义，他提出了避免贫富不均的“平均地权”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但是，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避免贫富不均，而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他的民生主义，以客观的革命民主主义为真实内核。
伦理思想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是其三民主义思想在伦理道德上的运用。孙中山反对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和修正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Π.A.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用以解释道德的本原和作用。他提出“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认为人类为了求生存，就得互助，这是人类“天性所趋”，道德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其作用在于使人类“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消除竞争，扩大互助，促进社会的进化。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武器，揭露封建君主专制及其纲常名教是为了“堵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把人民“降为牛马”。他指出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唯有自由、平等、博爱才是“人类之福音”，并要求建立一个以此为普遍原则和一贯精神的社会。他还提出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孙中山强调信仰和立志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革命者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努力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必须不怕困难，百折不回，具有牺牲精神，把“真理和名誉”看得“比死还要贵重”。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人格高尚，生活得有价值；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的人格“非常卑劣”。他还提出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伦理思想的集中表现。但它没有彻底摆脱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哲学的基本性质与历史地位 关于孙中山哲学的性质，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是唯心论或二元论；有的则认为是唯物论。在唯物论的观点中，又有“唯物的进化论”和“进化的唯物论”两种评价。
80年代以来研究的成果表明，更多的人趋向于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这种哲学不但超出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18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局限。他提出的民生史观，虽然属于唯心史观，但其中包含有历史进化论和关注民众生活等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孙中山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哲学的集中代表，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见彩图)
参考书目
艾思奇：《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