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卷名：经济学)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优秀代表。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后连续10余年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孙中山领导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各派军阀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屡经挫折和失败。晚年，他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孙中山的著作，除了单行本以外，辑为各种版本的选集、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选集》。1981年开始，中华书局编印了《孙中山全集》，分卷陆续出版。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说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为他的民生主义学说。民生主义包括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制订的经济纲领和他对这些纲领所作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经济纲领。这两个纲领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其实质是要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道路。可是，孙中山却从理论上把这两个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他看到当时已进入垄断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激化，担心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而企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就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在中国一举建成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受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把自己所理想的“大同”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故而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孙中山的经济地位，他并不可能真正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种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的，这表明孙中山的理论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理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和主观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的纲领和理论，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只有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因此，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十分强调土地问题，认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孙中山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论证了土地国有的合理性。他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不是劳动产品，而地主占有土地，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霸占，是对社会所有物的侵吞和盗窃。因此，土地不应该归任何人私有；其次，他认为地租和地价暴涨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地主之力”，地主获取地租及地价增长的利益，完全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不过，孙中山把地租、地价的增长看作是将来革命后才会出现的事情，故而把平均地权视为“防止”未来贫富不均和私人垄断的“社会主义”政策；再次，他认为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由地主变来的，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可以“防止”大垄断资本的产生，因而“社会主义”就可以通过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办法实现。
孙中山的土地国有化，不是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主张通过将地租收归国有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化。其具体措施是：在革命胜利后，由地主向国家申报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价格，国家每年则按其申报价格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约1～2％）；申报以后的土地价格的增长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国家有权随时按申报价格收买其土地。
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把土地增价归公，也就是把地租的绝大部分收归国有，这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土地的私有权，所以，平均地权是一种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理论和措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土地纲领。
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平均地权主要是着眼于城市土地问题；着眼于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它只是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办法。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土地理论和纲领措施方面的一个严重缺陷，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被剥削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合理性，认识到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是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认识到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作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为平均地权明确规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内容，正式公开地宣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这是他的土地思想和理论的一个质的飞跃。
节制资本 民生主义的另一项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早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孙中山就已经有了节制资本的思想。但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才正式把它和“平均地权”一起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的基本内容是：一方面对国内凡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不论其属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一律收归国家经营，以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另一方面，“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亦即给予私人资本的活动和发展以种种便利条件。所以，节制资本实质上是借助国家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它是把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种既要迅速发展资本而又要防止垄断资本出现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理想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都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以便使中国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迅速发展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抱有高度的热情和宏伟的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著成《实业计划》一书，主张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规模宏伟、内容详尽的工业化方案。孙中山把解决民生问题看作是振兴实业的目的，指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是“受贫穷的痛苦”。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他指出振兴实业的重点和主导部门:一是交通运输、原材料等先行工业部门;一是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部门。关于振兴实业的资金和人才问题，他力主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才来解决大规模振兴实业的需要。孙中山主张借外资的前提是必须建立在独自主的原则基础之上，借外资要不碍主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此外，孙中山还认为，振兴实业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政治前提，即坚持通过革命来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条件。
民生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进行革命，就是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在1894年着手建立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宣布兴中会的宗旨是要在列强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威胁下，挽救祖国，振兴中华。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没有明确地阐述解决民生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了更深刻、明确的认识，认为中国国家贫穷、民生困苦的最大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因此，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而后“实行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
参考书目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