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卷名：中国历史)
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但前人也把春秋、战国合称东周，还有称战国为列国或六国者。战国始于何年，过去有不同的划分法。《史记》的《六国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 475），而《资治通鉴》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端。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现在已很少有人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战国和春秋一样，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七国的疆域情况是：秦占有今陕西及甘肃之东南部，以后渐进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陕西凤翔），最后迁咸阳。韩的国土是七国中最小者，今晋东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属韩地，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郑（今河南新郑）。赵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后拓地至今内蒙古南部的黄河两岸，都城在邯郸。魏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齐占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的一部分，都城在临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后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辽南一带，后又占有今辽东和内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蓟（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县。
司马迁因当时缺乏完整的战国史专著，故《史记》只能根据保存在《战国策》、《世本》等书中的原始材料写成有关战国史的纪传和世家。银雀山、马王堆、云梦等地所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铭记材料，都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订正或补充《史记》等书。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现在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锛、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见彩图）
战国时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国有“行田”之制，即将土地分成小块，每家农民可受地百亩。其他各国也如此，除百亩之田，还有小块宅圃之地。小农对田地虽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农所独力完成，国家每年按其产量征收十一之税，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农民对种田有很大的积极性。另外，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经营得法而发财致富。总之，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农业 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改进和提高。农具仍以耒、臿为主，但不同于过去者是在木制的耒、臿上套上了铁口。其他如锄、铲、镰等也都是铁制的，在长江流域仍以青铜工具为多，但类型也多于以往。各地都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云梦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记载，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关牛耕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记载极少，表明牛耕并不普遍。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又可深耕。《孟子》、《韩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是当时普遍推行深耕的确证。《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耰是除草和松土，若使耰和深耕配合起来，种出的谷物，不仅颗粒饱满，而且结实也更多。《吕氏春秋》说深耕的另一好处是：“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即可减轻草害和虫害。由于深耕的好处甚多，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
施肥也有很大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粪”，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当时农民于夏末芟刈杂草，俟其干后纵火以焚之，经过大雨，使田地既不长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种肥之法。据《周礼》记载，用不同兽骨之汁浸泡各种种子，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
人们对人工灌溉也很重视。《庄子》中说当时有一种名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以汲水。对于小面积的灌溉颇为方便。田间则普遍修建灌溉的沟渠和水闸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证农田不受旱涝之灾。另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黄河之水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田地，使盐碱地变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将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见彩图）。
战国末年，秦用韩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关中成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这类大规模的工程，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面貌。随着农业经验的丰富，出现了一些有关农学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员篇》就记录了许多有关辨认土壤的知识，并指出应根据土壤的情况种植适当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农学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以及通风日照对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当的论述。可见当时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农业的发达，使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的估计，魏国一百亩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丰收可达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吕氏春秋》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损”。这些话表明，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费外，还能养活多少不等的非农业人口，为社会上提供较过去更多的一些剩余产品，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工。这是战国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重要物质条件。
手工业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 大刃、 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达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 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加强，促进了产品交换的发达。当时手工业者不耕田能得到粮食；农夫不从事手工业，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铁器。
交换的频繁使许多物品都进入市场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于中原的市场之上。商业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产在遥远地方的特产集中在一起。 《史记》的《货殖列传》开列出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称，从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矿产品、畜牧产品等物，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云梦秦律，可知秦国从粟、麻、丝、牛、羊、豚、鸡、鱼到脂、胶、筋、角以及铜器、铁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动产如房舍、园圃也开始商品化，土地买卖开始出现，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人也转化成一种特殊商品。如《史记》在说到马、牛、羊这类牲口的同时，还提到“僮手指千”。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大约在春秋末年，晋、周等国已有青铜空首布流通于市场，以后变为小型平首布，三晋和燕都铸造这种小布。而燕、齐两国以铜刀币为主。布和刀的发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铸地的地名，常见者有安阳、晋阳、安邑、蒲坂、高都、离石、白人、节墨等一百多个城邑名。三晋和周还铸造过圆孔圆钱。战国晚期，齐、燕则通行方孔圆钱。楚国的铜币较特殊，是仿海贝形的铜贝，俗称“蚁鼻钱”。当时除用铜币外，也以黄金为币，尤以楚为最突出。楚金币是圆形金饼或是锭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陈爰之类的戳印。中原诸国也用圆形金饼，唯数量比楚为少。战国金币在使用时可切割成小块，是与铜币不同的称量货币。各地出土的铜币、金币数量很多，多者几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当时已有大量的货币投入于流通。
随着商业的发达，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面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市啬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
大城邑中还开设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山东齐临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制陶、铜器、骨器、铸钱等作坊的遗迹。当时不少的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使城邑发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规模的扩大。《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从这一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明显差别。《墨子》、《孟子》等书都说当时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则这类大城郭比比皆是。从城市人口来看，万家之邑并非最大者，据银雀山出土的《库法》，书中指明大县为两万家，中、小县为一万五千家或一万家。则战国时大县，其人口总数当在十万左右。国都的人口更多，如齐的临淄多达七万户，人口达三十余万。《战国策》说临淄城内的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里绘出都市的繁荣，有些居民过着富裕的生活。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经济地位，这和以前的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大为不同。战国时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在掌握了有利时机后，靠贱买贵卖以获取厚利。当时“言治生，祖白圭”，可见白圭的经商理论被别的商人奉为信条。商人也经营高利贷，当时称高利贷资本为“子贷金钱”，又称“倍贷”。高利贷以小生产者为其主要剥削对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后，对生产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马迁曾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富人虽无尺寸之封禄，但可与千户侯相埒，故他称这种富豪为“素封”。大商人子贡来往于各地，所到之处，君主“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极有威势的贵族也都相形见绌。在商业和利润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为了“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都受到了不断的冲击。
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分的劳动生产者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人的身分、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以前，社会上的自由民为贵族与农民，非自由民为臣妾或仆圉。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比较稳定，当时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贵族和农民都是代代相传的，身分低贱的奴仆等人当然也不例外。战国时期则不然，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封邑制为俸禄制所取代，宗法贵族随之而没落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变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的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士、农、工、商，即当时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如农民接受文化教育后可以上升为士，也可以弃本而逐末；士通过仕宦可以取卿相之位而飞黄腾达，或如范蠡、子贡因经商而致富，或陷于穷途末路而变成农夫。以往只有贵族才能凭其身分和政治权力而获得大量的财富，而战国时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可凭借才能或机缘发财致富。像庶人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但战国时往往“庶人之富者巨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不过，在对财利的追逐中，既有获胜者，也有失败者。特别是一些小生产者，他们破产后境遇悲惨，甚至卖妻鬻子。这在当时并不少见。贫富分化的加剧，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但彼此的角逐竞争，又成为当时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民之中以农民人数为最多。他们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小自耕农是国家租税、徭役、兵役的承当者，故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致力于推行和贯彻有利于小农的政策和方针。如魏国用平籴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商鞅变法（见商鞅），也因重视农业和农民而能“倾邻国而雄诸侯”。
据《孟子》所说，当时的小自耕农，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还饲养着“鸡、豚、狗、彘之畜”，如果没有横征暴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还可衣帛食肉。当时魏国的情况是，“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他们为了生活稍能好一点，无不奋力耕作。国家为了多收租税，用赏罚的办法迫使农民多收粮食。如《周礼》中规定，“凡宅不毛者有田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另外象商鞅变法令中也申明，“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国家强令农民多收粮食，实际上也是为本身利益而着想，如《管子》就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这里道出了国家的富足必须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
小农对社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当时有些君主对农民“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所以不少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农民为摆脱困境，或弃本逐末，即弃农经商或去从事小手工业；或出卖劳力，成为别人的雇工。当时所说的“庸”，就是指雇庸劳动。庸也称为庸夫、庸客。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方面都可以使用雇庸劳力。当时有所谓“市庸”者，大约有的庸工聚集在市中，以等待受人雇用。国家遇灾荒时，对有些农民实行以工代赈，这类农民也称为庸。据《韩非子》记载，雇主一般付给庸工一定数量的钱币作为酬金，故主人雇工常称为“买庸”，雇庸制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
战国时奴隶较多，当时称为臣妾，或僮、虏、仆妾、舆隶、厮舆、胥靡、隶臣、白徒、臧获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家中，也常拥有一两名奴隶，改变了过去只有卿大夫等较大贵族才能占有奴隶的旧传统。
奴隶来源有几种，一是战争中的俘虏，《墨子》说战争中得到的战俘或敌国臣民，男子为胥靡，女子为舂米、酿酒的奴隶。秦律也规定，凡敌军之降者，一律入于隶臣。胥靡、隶臣皆为官府奴隶；二为自由民沦落为奴者，特别是农民因破产而“嫁妻卖子”，这在战国较为常见。
主人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而获得奴隶。一是国家之赏赐。如秦对立军功者则赐虏若干名，秦法还规定，能为破大案提供重要线索者，官府则赐臣妾二人。二是从市场上所买得。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奴隶和牛马一样地出现在市场上。《周礼·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人民”即指奴隶。云梦秦墓中所出的秦《日书》，其中多处提到“出入人民、马牛、禾粟”，“入臣徒、马牛它牲”。“出入”即买卖之意。可见买卖奴隶和买卖牲畜、谷物一样频繁。从秦律得知，官府可以把部分官奴出卖给民间，百姓也可以借用官府之幼奴，或卖私奴于官府，官私奴隶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相互转化。
奴隶劳动除了用于家务劳动外，还广泛地用于各种生产方面。《荀子》、《韩非子》中所提到的臧获，就属于使用于农田耕作的奴隶，秦律中也有关于臣从事于田作的记载。官府的奴隶除负担诸如筑城、修路之类的苦役外，还用于耕作、矿冶、舂米、酿酒和洒扫等方面。
三晋、齐、秦等国还有一种和奴隶身分相近的赘婿。贾谊说秦的习俗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则赘婿多从贫家子弟转变而来，实际上成为富家的奴仆。云梦秦墓中所出的魏《户律》，其中即有不准把田地授予赘婿的规定，其地位低于平民是显而易见的。
官僚贵族也剥削一般的平民，如秦国的军将或士卒，得敌人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即从国家的编户之民得到五家以供其役使的权利。还有是官吏或军将以“士卒为弟子”，或者是“臣士卒”。有的农民因租税徭役过重而自动投靠到官吏贵族那里以求庇护。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剥削关系，即平民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剥削的对象。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魏、楚、齐、韩的政治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上层建筑势必有所调整。从战国初年起，各国的变法运动，正是为顺应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进行变法最早，开始于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旧的世族政治的终结。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遗也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可见《法经》采用严酷的手段以保护私有权。“贼”指杀人、伤人。“杀人者诛”，其家属则没于官，李悝以为《盗》、《贼》两篇最重要，故刊于《法经》之首。《法经》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则予以严厉的镇压，如规定一人越城者要处死，“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则判死刑”；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处死。以上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又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增强劳动强度和发挥种田积极性，以保证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或流散。这样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使国家不会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实行这种保护小农的措施，是魏国能够富强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宣布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把一部分贵族流放到边远之地，以此来摧毁和削弱强大的旧世族势力。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以贯彻用人唯才的方针策略。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国家收入增多，吴起用来扩充武备，国力开始强盛起来。但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肃王即位，以伤害王尸的罪名严惩了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改革虽受挫折，但楚的旧贵族力量因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有所削弱。
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着手整顿吏治， 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邹忌为相，邹忌颇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由于齐在官吏中明赏罚，故“齐国以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国弱。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韩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旧贵族势力较强，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到孝公时，秦还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两国的侵迫。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盟会，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在内外的压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遂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立即用他开始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过残酷的连坐法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凡民有两子以上不分家者， “倍其赋”， 即把大家庭拆散，以便于小农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租税和力役。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或弃本逐末，其全家都要被罚作奴隶；人民立军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获得贵族身分；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地、奴隶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变法令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新法才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令。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为使父子、男女有别，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以新的县制取代旧的封邑制；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改变了对田地的分配和使用的办法。
变法后五年，秦国富强起来，并开始向东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当时各国都进行变法，以秦取得的成果为最突出，为秦后来翦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官制、兵制和法律
官制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 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护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象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象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兵制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岁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法律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官吏因犯小的过错，则将受到交纳实物的“赀罚”。秦法对官吏约束较严，表明秦十分注意吏治。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更是大量出动，秦、赵长平一役，赵出兵四十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杀的士兵多达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惊人。《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
各国为了克敌制胜，还竞相改进武器装备。韩、楚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当时。兵器方面的最大变化是铁兵器开始出现。如《史记》有“楚之铁剑利”的话，《荀子》也说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地所出的戟和铁矛极为锋利。河北易县出土有战国末年燕国的钢戟和钢剑。另外，当时还有铁甲和铁盔。武器中的新品种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铜制的郭，即利用简单的机械将箭从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像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战用的器械也多种多样，如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有关的情况，在《墨子》的《备城门》等篇中都有记述。
作战方法和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渐退居于不太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步战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骑兵作为新兵种开始推广。《战国策》说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 为了便于骑战， 公元前 307年， 赵武灵王命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在《孙膑兵法》中，曾提出“用骑有十利”的看法。骑兵的许多长处，非其他兵种所能及，当时兵家对此已深有认识。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的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邪。魏为了保护其河西，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过长城，赵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修造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见彩图）
魏的盛衰 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 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离石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 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伐燕和燕破齐 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哙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湣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湣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 286年， 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 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 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稸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西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 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雎，雎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 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 秦王政（见秦始皇）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