墟集、草市(卷名：经济学)
中国农村中定期市集的通称。适应农民以及其他小生产者之间产品交换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最早称市，唐宋时多称草市，以后名称多样化，南方多称墟或圩，北方多称集，西南等地则称
（亥）、街或场，寺庙的定期集市则称庙会或庙市。墟集的起源很早，《周礼·地官·遗人》有“五十里有市”的记载。早期墟集上的交易大都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即使用价值的交换，并常采取直接交换形式。唐宋时期，墟集有很大发展，交易内容也有变化。如王建《汴洛即事》诗:“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赋书》：“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一，熙宁十年四月乙巳诏：“戎泸州沿边地分，……去州县远，或无可取买食用盐茶农具。人户愿于本地方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这时的墟集已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没有商人涉足其间的墟集，一种是有商人涉足，甚至开设固定店肆的墟集。后一种有的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吴船录》载：鄂渚“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墟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
明清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墟集又有进一步发展，南方较北方尤盛。有人据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广东六省27个州县地方志统计，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墟集增加的州县有21个，1个县无增减，2个县各减2集，共有820个集。墟集的集期，有每旬开二三次的，有三四天开一次的。明清以来有集期加频的趋势。如直隶广宗县，并非商业发达之区，清同治时有8个集，除城集每旬开5次、件只集每旬开2次外，余6集都是每旬4次；这样，每旬共开31集，平均每日约开3集。南方如苏州府长山县，明嘉庆时有23个集，集间距离近者只一里。墟集增多，集期加频，商贩利用错开的集期，逐日赶场，这就形成了一个基层的商品流通网络。如清道光《辰溪县志》所称：“邑中墟场，远近商贾搬运粮食、衣布、牲畜、杂货，具以日中辏集。”
有些集市每天开集，即日日集，有棚屋货架等固定设施，有坐商、铺户、牙行等。这种集市又常有专业化倾向，如杭嘉湖地区即形成丝市、棉市、布市、茶市等。尚有一些每年定期举行的专业性集市，如直隶安国的药市，河南鄢陵县西关的农器会等。这种日日集和专业集市，成为墟集流通网络中较高的形式，它们已成为初级产品的集散市场。其中一些地处水陆交通方便的，就会向流通网络更高一个层次发展，就是市镇。如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弘治年间尚为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年间始成市集，当时为多日集，居民增至百家，并开始以绫绸为业。清初因“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集”，成为日日集；乾隆年间，吴江县丞移驻于此，“居民百倍于昔，绫之聚亦且十倍”，成为吴江第一大镇（弘治、嘉靖、乾隆《吴江县志》）。
中国的墟集、草市有个发展过程。初期它只是小生产者互通有无的场所，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到明清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级流通网络。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到清代，有些地区很少墟集，还有些墟集是没有商人涉足其间的。如直隶井陉县，“五日一集，不过陶冶、农樵、布匹、菽粟，……从无商贾之所集”（雍正《井陉县志》）；许多地方“有布帛而无售主，有鸡豚而待市贩”（赵廷臣:《请定催征之法疏》）。发展为一级流通网络的，也还不同于比它高一层次的市镇流通网络。墟集上市商品的范围和数量都较小，并且多半是不经常的，有待于较高层次的再集中；赶集的商人也常是不固定的，并以小贩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