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卷名：教育)
《礼记》49篇中的一篇，它的写作年代大约在战国（公元前403～前221）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但也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它是先秦儒家学派从正反两方面对教育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
《学记》以简赅的文字，生动的比喻，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务，教育和教学制度、原则与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体系极为严整的教育专著。
《学记》从“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引申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同政治的关系。
《学记》设计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的教育体制：在基层单位的家设塾（“家有塾”），在由 500家组成的行政区域党设庠（“党有庠”），在由 12500家组成的行政区域遂(术)设序(“术有序”)，在国都设大学(“国有学”）。它又提出了严密的视导和考核制度：每年都招收学生入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查，全程9年分为“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等 5个小阶段，“小成”和“大成”两个大阶段。
《学记》提出“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即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藏息相辅。它提出“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即主张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内容既有德育、智育，也包括美育。
《学记》用较多的篇幅、精湛的笔调，着重描述了教学方面深刻的道理。它首先揭示“教”与“学”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学然后知不足”），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教然后知困”）。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即“教”与“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正确结论。
《学记》指出，当时教学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是由于有些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教学生呆读死记，没有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所谓“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这种违反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只能招致学生厌恶学习，埋怨教师，对学习感到困难而领会不到它的好处。针对这个缺点，它提出应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强调“君子之教，喻也”，“喻”就是启发诱导。教师要做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引导学生而不牵他走，提出严格要求而不施加压力，提供线索而不代替他做结论。这样才能在师生感情融洽、学生对学习感兴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教学技巧上，就要做到“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就是讲解内容扼要而明确，精辟而得体，少譬喻而富于启迪。对于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问答法，《学记》也做了深入浅出的比喻：“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教师要善于对学生提出问题(“善问”)，又要善于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善待问”)。它把教师对学生发问的反应比做钟声，“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从容不迫，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智力。
由于重视启发式教学，《学记》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其心理基础就是“志”。“士先志”、“辨志”、“游其志”、“继其志”以及“强立而不反”都指磨炼学生坚毅的意志行为。
《学记》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启发诱导的依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向：“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就要在摸清学生学习心理状态，所谓“知其心”的前提下，去发扬优点，矫正缺点。
《学记》也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学不躐等”、“不陵节而施”，说的是不要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当其可”，说的是掌握适当的时机进行教育。“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说的是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
《学记》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是“禁于未发”。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反之，如果“发然后禁”，便会发生阻力，抵消了教育的效果，叫作“扦格而不胜”。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它认为有两种人，天子才不把他们当作臣下来看待：一是作为祭祀对象的“尸”，另一就是教师。它把“师”同“道”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师严然后道尊”。因为“师”是“道”的传播者，只有尊师，才能达到应用“道”来化民的目的。《学记》从而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他既要有坚实的知识素养，又要有熟练的教学技巧；特别强调教师要能多方诱导学生，叫作“博喻”，并把它看成当教师的主要条件之一，如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反之，光靠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来应付学生提问，所谓“记问之学”，是不能当个好教师的。教师平时要善于检查自己的工作，懂得“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即能找出教学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才能做到胜任愉快。在这个角度上，《学记》强调“择师不可不慎”。
《学记》还重视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观而善"，取长补短。认为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就会“孤陋而寡闻”。另方面又要防止学生同表现不好的朋友交往，以致影响学习，违背师教，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为此它把“乐群”、“取友”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和德性修养的主要项目之一。
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文献，《学记》不可能没有它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它提出的“道”，主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规范。它说“师也者所以学为君”，就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学校的培养目标。至于提出夏楚收威，即凭借体罚来维持学校秩序，矫正学生缺点，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揭示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性，特别是在教学方面，提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等光辉的命题；提出“知其心”、“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等因材施教原则；提出教师要总结教学的经验教训，“长善而救其失”，都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为历代教育家和启蒙学者如张载、王夫之等所继承发展，对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教育遗产之一。在国外，如日本谷口武等，对《学记》都作了系统的译述和探讨，给《学记》以高度的评价。(见彩图）
参考书目
《礼记·学记》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北京，1962。
高时良：《学记评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