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卷名：戏剧)
中国剧作家、电影作家、理论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本名沈乃熙，字端轩、端先。浙江杭县人。青少年时期（1900～1926） 夏衍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杭县一书香门第。3岁丧父，6岁进本村私塾。后转入新学堂。1914年夏高小毕业。半年后，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1920年夏毕业。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把一向循规蹈矩的夏衍，推进了政治激流。1919年他和同学组织了杭州“五八”大游行，创办了《双十》刊物。
1920年秋被“甲种工业学校”保送日本留学。1921年2月，夏衍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1923年暑假，曾经朝鲜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旅游，目睹帝国主义对贫弱祖国的欺凌，甚为悲愤。后又接触了留日的进步同学和日本进步朋友，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于是更倾心于政治活动，以求救国之道。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途经日本门司时，夏衍和一些同学前去迎送，被孙中山先生热情接见，并加入国民党。
1925年底，夏衍明治专门学校毕业，取得工学士学位后，到东京参加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工作，任组织部长。1927年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日本的国民党右派“总支部”捣毁了夏衍所在的“神田总支部”，夏衍奉命于4月下旬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在上海得知负责海外工作的彭泽民等已离开武汉去香港，无从联系，从此结束了与国民党的关系。
左翼10年 1927年“四·一二”以后，夏衍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党籍，由他原来的明治专门学校同学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编入上海市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一个小组，从此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小组成员全是进步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成员，这使夏衍和文化人发生了密切关系。
1927年底，从翻译《欧洲文艺思潮论》开始，夏衍即以翻译为公开职业。1929年他翻译出版了《母亲》，第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 М.高尔基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夏衍当选为执行委员。从此，夏衍成为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秋，夏衍还曾与郑伯奇、钱杏邨等发起和领导了上海艺术剧社，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剧社，也是夏衍和戏剧发生关系的开始。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团结戏剧界和引导戏剧运动方向上起了很大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淞沪战争”之后，群众爱国情绪高涨，对文学艺术也有了新的要求。1932年6月夏衍、 郑伯奇、阿英等乘机打入明星影片公司，当了“编剧顾问”，制定了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并把有进步思想的剧人输送进电影界，同时开展了对苏联电影作品和理论的评介，以提高左翼影、剧人的艺术素质。1933年3月，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为组长，从此他解除了“左联”的工作，全力领导电影方面的工作，并写了大量电影剧本，如《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对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3次大搜捕。夏衍于1935年隐蔽在一个白俄公寓达 3月之久。他利用时机创作了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夏衍以历史上庚子事件为素材，意在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外交。剧本写成后，于1936年11月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首演，集体导演，执导洪深，主演是金山、王莹。12月去南京演出时，当剧中一个办洋务的官员在德国人审问他“会干些什么”的时候，他“惶恐”地说着:“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并连连叩头。坐在台下的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按照预谋让人把痰盂掷到台上，破坏演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演。这是话剧史上有名的“《赛金花》事件”。《赛金花》在艺术上并不成熟，而作者“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相”，“对那些愿为奴隶和顺民的人们加以讽喻和诅咒”的目的却是达到了，与此同时，夏衍还以都市小人物的命运为题材写了两个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和《中秋月》。前者上演后即遭租界工部局查禁。夏衍曾说：“从1935年到1936年这一段时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一年”。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和另一部历史剧《秋瑾传》（《自由魂》）。《秋瑾传》发表于1936年12月的《光明》2卷1、2期上，1937年在上海首演，是以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英勇斗争和就义的事迹为题材，表现和歌颂了秋瑾舍身取义的巾帼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痛斥了清朝统治者和内奸走狗。在艺术上，夏衍的追求与《赛金花》有所不同，不再是夸张的讽刺，而是努力写出特定环境中的新的艺术形象。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被迫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在1937年的黄梅天，写了《上海屋檐下》。这是他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剧作。这是和生活同步的作品，写于1937年的黄梅天。剧本描写被捕入狱 8年的匡复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于是3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与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8年患难与共之情，又突然迸发，难于分手。匡复理解、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向上精神的启发下，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在夏衍的创作上，是一次大的突破。夏衍自己说：“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并说：“在我说来，是写作方面的一个转变，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身上。”美学思想的转变，使该剧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作者不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所谓戏剧性，而着眼于平凡的小人物和他们几乎没有色彩的生活，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型关系的悲剧实质。在布局和结构上，《上海屋檐下》依据小市民“各自为政”的生活方式特点，让5组人物沿着各自的生活逻辑，伸延、发展着自己的情节线。它们之间，没有纠结在一起的冲突，没有牵一发动全局的连锁反应。但是在进行中又互相交错、穿插，作到了有机的陪衬和补充，使每条生活细流同在一个旋律和节奏中起伏、流动，人多戏不散，线多戏不乱。剧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相存相依，不论黄梅天的“阴晴不定”，还是“屋檐下”的拥挤、窒息，都不是简单的“背景”。它象征着左右人们命运的政治气候，反映着他们在窒息的日子里那种希望与失望混杂在一起、渴望来一场“大雷大雨”的思想情绪。夏衍从《上海屋檐下》开始，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和确立了深沉、凝重、清馨、淡远的艺术风格。
《上海屋檐下》是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而写的。并预告 8月15日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但“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演出流产。直到1939年1月，才由怒吼剧社在重庆首演。
抗日战争期间 “七七”事变以后，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作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不久，奉命作郭沫若助手，出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该报于1937年 8月24日创刊。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后，夏衍于12月中旬赴广州。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穗复刊。同年10月22日广州又沦陷，夏衍与全社人员一起连夜撤出广州，于11月7日抵桂林。翌年元月10日，《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直到1941年2月28日被反动派查封为止。在它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对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夏衍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报社工作、“统战”工作及联系各地抗敌演剧队的工作外，同时还写了多幕剧《一年间》(1938)、《心防》(1940)、《愁城记》(1940)和独幕剧《赎罪》(1938)、《娼妇》(1939)、《冬夜》（1941）。其中除《冬夜》是写的日本题材外，其余都是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而且都取材于上海。最能体现他对上海战友感叹与忧煎之情的是《心防》。剧中以刘浩如为首的进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在上海已成为“孤岛”的险恶环境下，为了保卫这一条500万人的精神上的防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刘浩如最后虽遭汉奸暗杀，但后继者告慰他的是：“咱们的防线是不会失守的”。《心防》保持了《上海屋檐下》的艺术风格，使人感到朴素而亲切。此剧于1940年由欧阳予倩导演，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团首演。《一年间》写一个开明士绅送子上前线，自己也因逃避与汉奸合作而弃家出走，虽经离乱，却仍对抗战必胜抱有信心的故事。《愁城记》则是写两个年轻人一心想经营好自己的小巢，但在种种打击之下，终于跳出小圈子，决心“到另一个世界去经历一下”的故事。《一年间》于1939年先后在重庆、桂林演出。《愁城记》是应上海剧艺社之约而作，由该社于1941年5月在上海首演。这些戏因为紧贴现实，写的都是当时人们关切的问题和熟悉的人物与生活，所以演出效果都很好。
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夏衍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夏衍还写了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于12月12日被迫停刊，夏衍和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党员，于翌年1月9日由东江纵队护送，逃离香港返回内地。2月5日抵桂林，与洪深、田汉合著《再会吧，香港》。由欧阳予倩导演。但排完之后，未等上演即遭查禁，后改名《风雨同舟》上演。
1942年4月9日夏衍抵重庆做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文艺评论文章，还写了多幕剧《水乡吟》、《法西斯细菌》，改编了《复活》，与于伶、宋之的合写了《戏剧春秋》。
《水乡吟》写于1942年，《离离草》写于1944年。一个写浙江水乡、一个写黑龙江农村。两部剧本都是写日寇入侵后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前者穿插了一个爱情故事。更多感情的纠葛；后者写了中朝人民在抗敌中的生死友谊和爱国者之间的肝胆义气。这个时期夏衍最成功的剧作是1942年的《法西斯细菌》。作者写了俞实夫、赵安涛、秦正谊3个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八·一三”和香港沦陷的情境中，展示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道路。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艺术上《法西斯细菌》除保有《上海屋檐下》奠定的风格特点外，最成功的是人物刻画。3个主人公的性格鲜明，行为的发展和变化自然可信，外部事变只是为他们性格内在因素的显现和生发提供条件，一切发展都符合性格的逻辑。由于着眼点是写人，因而动荡年代中人的活动给情节带来了丰富性、戏剧性。《法西斯细菌》是40年代写现实题材最成功的剧作之一，也是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之后的一个新的高峰。《法西斯细菌》于1942年10月在重庆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导演洪深。
《复活》于1943年初改编完成，同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演出，陈鲤庭导演，白杨、项堃主演。作者改编《复活》着眼的不是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也不侧重于“攻击司法制度”和“土地问题”。而是着眼于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复活》的改编是成功的。
1942年，夏衍和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金山等人把一些从香港撤退回来的戏剧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1943年9月7日是应云卫40岁生日，夏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云卫正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就以这个思想为经，和于伶、宋之的合写了《戏剧春秋》。这个戏没有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几次演出的前前后后，写出矢志于戏剧运动者的忠贞与艰辛。
1944年8月，夏衍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在此之前应中国艺术剧社之约，写了剧本《芳草天涯》。1945年经过修改后，9月在重庆公演。这是一部只有6个人物的剧本，写的是抗战中城郊一角的日常生活。剧本充分发挥了夏衍写作洗练、严谨、深沉的特点，通过日常的生活，写出了真正的戏。
抗战胜利以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9月21日夏衍飞抵南京， 次日去上海着手筹办《救亡日报》复刊工作。10月10日即以《建国日报》名义复刊。因“敢讲真话”，“有些事情开舆论之先”，10月22日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夏衍等人则组织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把反对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文章发表在各大报上，造成一时颇有声势的舆论。
1946年7月，夏衍到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工作。10月受命经香港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和南洋侨领及文化界人士致意和慰问，并把国内形势和中共今后的政治、军事方针向他们作了传达、说明。同时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募捐活动。1947年8月回到香港，参加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1949年4月夏衍离香港赴北平，5月26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任“文管会”副主任，负责文教单位的接收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夏衍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常委等职务。1956年他写出剧本《考验》。主要表现在新的形势面前，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的思想作风，强调了入城之后，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不能骄傲自满、“一言堂”、不走群众路线、轻视知识分子等。他把矛盾在两个老战友之间展开，使它更具有内在的尖锐性。这个剧本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既有普遍性，也有典型性，因而曾在各地多次上演，并在第一届话剧观摩会演中获奖。
1954年11月，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直至1965年被免职。这期间，他把《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和电影理论专著。
“文化大革命”中，夏衍遭受迫害，被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他曾领导“中日友协”、“对外友协”的工作。197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5届常委，又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全国文联等领导工作。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 1984年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参考书目
中国戏剧出版社：《夏衍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