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220)(卷名：法学)
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擥（揽）申、商之法术”，其思想受先秦法家影响极大，十分重视刑法这一统治工具的作用，曾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又说：对士兵“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不但统军，在治国上他也强调：“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由于他认为当时“天下尚未定”，所以把“刑”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上“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所以西晋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曹操还强调严格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论违反者的身份、地位如何。他的儿子曹彰为将出征，临行，他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有一次行军，他下令官兵践踏麦子者处死，后来他自己骑马不慎跑入麦田中，便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割发代头。这当然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但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做到这一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要求严格执法的决心。所以史载“汉末政失于宽”，而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所谓“宽”，主要即指对犯法的贵族、官僚、豪强放纵不管。所谓“猛”，主要即指严格执法，对这些人毫不容情地给予打击。当时曹操手下涌现了一批司法官吏，如高柔、满宠、司马芝、赵俨、王脩等，敢于和犯法的贵戚大臣、豪强势力作斗争，抑强扶弱，都和曹操这一思想紧密相关，有的就是直接在曹操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曹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执法。如老部下丁斐屡次贪污，被夺官送狱，司法官请求依法“重治”，曹操却说：“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可见，当他权衡利弊，觉得严格执法对自己统治不利时，也可以放弃这一原则。这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
为了提高判案质量，曹操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拔，下令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因而提出“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在另一命令中他又选拔了“清识平当，明于宪典”的高柔为丞相府理曹掾，掌管司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后来魏国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律博士”，教授法律。曹操还认为在东汉末年大变乱动荡中，由于风气使然，普遍存在某些不符合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对此不应深究。他下令说:“丧乱已来，风教彫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因而规定:“自建安五年(200)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当然，这实际上主要只适用于统治集团中的人， 但是体现了不咎既往、 重在现实表现的精神。为了收买人心，曹操晚年曾主张恢复肉刑，以代替某些死刑。他认为这是一种“仁恩”。当时大臣钟繇、陈群均建议恢复肉刑，曹操“深善繇、群言”。但因全国尚未统一，有人认为肉刑残酷，“非悦民之道”，所以未行。
在中国历史上，强调并严惩“腹诽之谤”罪，曹操是最突出的一个。名士孔融被杀，罪名是“有讪谤之言”。得力部下崔琰因为信中的话被认为“意指不逊”、“腹诽心谤”，下狱罚为徒隶。后曹操又下令说崔琰“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意即继续怨恨不满，于是赐死。曹操另一得力部下毛玠，人告他有“谤毁”罪，曹操也认为他“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赖人援救，证据又不足，方得不死，但仍免官，终身不用。曹操旧友娄圭，“军国大计常与焉”，但因言语不慎，曹操“以为有腹诽意”，处死。这些都对后代有十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