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礼 |
| 释义 | li 礼(卷名：法学) 封建时代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封建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见孔丘）说，殷因于夏礼，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夏、殷时代已有礼。孔子又说，他能讲述夏礼和殷礼，但由于文献不足，他虽能言之，却不能“征之”。孔子时代已是如此，后世就更无法知其究竟了。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周人本以“尊礼”著称，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封建等级制度破坏，统治阶级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但由于周代礼制深入人心，仍为士大夫所向往，力图予以恢复。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晏婴、游吉等，论礼的很多。但论礼最多，并自成体系的首推孔子。他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礼的本质 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荀子（见荀况）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韩非子（见韩非）云：“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云：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这些话都证明礼是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决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一般规范。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举例来说，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树塞门和反坫是国君所用的礼，管仲采用，孔子批评他不知礼。历代冠、婚、丧、祭、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品级、有官、无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对于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夫妇、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只有通过不同的礼，才能确定家族内和社会上各种人的身份和行为，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便是此意。 统治阶级内部和庶人都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 礼的范围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礼记》说“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 礼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儒家认为推行礼治即是为政。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云：“国之命在礼”。从这些话里可以充分看出礼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结论是：“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以礼入法 儒家主张礼治，以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即礼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张法治，以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即法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对立的。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两家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方的学说，互不相让。秦、汉法律都是法家拟订的。商鞅的秦法渊源于魏李悝的《法经》，萧何定汉律又承秦制，为法家一脉相承的正统，完全代表法家精神，为儒家所不能接受。汉武帝标榜儒术，法家逐渐失势，儒家抬头后，开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汉儒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和以经义决狱两件事上。据《晋书·刑法志》，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2200余言。以经义决狱者有兒宽、董仲舒、应劭等人，将儒家经典作为判罪量刑的标准，说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发挥了实际作用，意义重大。自魏以后，儒家参与制订法律，他们更有机会将体现儒家中心思想的礼糅杂在法律条文里，使法律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深远。商鞅定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与“父母在，不有私财”的礼背道而驰，为儒家人物贾谊等所深恶痛绝。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周礼》有八议之说，魏始以八议入律。自魏、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宋、明，皆载于律，到了清代才不复引用。《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儒家自来主张亲亲，重视尊卑、长幼、亲疏之别。晋律“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养祖父母、父母之条。为了体现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当刑的规定。留养之法为历代所遵行，官当亦为隋、唐、宋所沿用。《周礼》不孝为乡八刑之一。《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齐列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采用，并置十恶条，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礼》，法律全盘礼化。但因《周礼》不合实情，不能适应当时环境，所以隋承袭北齐律，兼采魏、晋刑典，而不采用北周之制。翻阅因袭隋律而修订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关礼的内容。除八议、官当、十恶、不孝、留养、按服制定罪等条外，还有不少条文是来源于礼的。礼，子当孝事父母，于是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成为专条，徒二年;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徒一年，并免所居官。礼，父母之丧三年，于是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冒哀求仕、居丧生子、嫁娶、兄弟别籍异财皆有罪。《大戴礼》有七出、三不去（见封建婚姻制度）之文，于是成为法定的离婚条件，应去应留皆以礼为根据。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于是律许容隐，不要求子孙作证，更不许告祖父母、父母，告者绞。荀子云：“礼者养也”，《礼记》云：“礼节民心”。欲望的满足，物质的享受，都区别贵贱而有所制约，详细规定于礼书中。唐律于是规定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并令改正。以上种种规定，都足以说明礼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律一准乎礼。”以礼入法的过程亦即法的儒家化过程。始自魏、晋，历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统》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响，除官当外，上述有关礼的规定大体保留在法典中，只是处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变化，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载的。诚如东汉廷尉陈宠疏中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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