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德(?～1623)(卷名：中国文学)
明代戏曲作家、曲论家。字伯良，一字伯骏，号方诸生，别署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骥德是徐渭的弟子。与沈璟也过从甚密，曾为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作序。他还在声韵方面得到过孙如法的“指授”，与吕天成、王澹翁等，也有密切的往来。
王骥德曾作杂剧 5种，今仅存《男王后》，传奇戏曲4种，仅存《题红记》。
《题红记》初稿为王骥德祖父少时所作，原名《红叶记》，由传说故事“红叶题诗”敷演而成。王骥德“稍更其语，别为一传，易名《题红》”，《男王后》写临川王宠纳男色，两剧均不见佳。
王骥德还曾著《南词正韵》，校注《西厢记》、《琵琶记》二剧。诗文有《方诸馆集》，散曲有《方诸馆乐府二卷》，曲论有《曲律》 4卷。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在校勘和注释上都较为精细。
《曲律》在中国古典曲论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 4卷，分40节，内容涉及戏曲源流、音乐、声韵、曲词特点、作法，并对元、明不少戏曲作家、作品加以品评，其中颇多精湛的见解。
《曲律》中论述了南北曲源流、南北曲的不同的风格。叙述了调名、宫调的来源，并为沈璟《南曲谱》增补词调33章。在阐述声律与音乐、歌唱的关系时，基本上接受和承继了沈璟的“合律依腔”的观点。认为字音平仄、四声阴阳、务头的斟酌、字音的辨别、闭口字的运用，都要严守规矩，与歌唱协调一致。他认为周德清《中原音韵》系为北曲所设，南北曲四声有别，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为此，他作《南词正韵》规范南音。
在戏曲语言上，王骥德也和沈璟一样，主张本色，力诋明初邱濬、邵灿等人作品中骈四骊六，绮绣满眼的头巾气。但王骥德与沈璟在对本色的具体认识上不尽相同。沈璟认为所谓本色就是指民间俗言俚语的运用。而王骥德认为“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他不是泛泛地反对戏曲语言的文采，而是认为“文词之病，每苦太文”，也不是片面地理解本色。指出“本色之弊，易流俚腐”。他认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并且委婉地批评了沈璟欣赏个别的“庸拙俚俗”的曲语。这种认识比沈璟高出一筹。
《曲律》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对传奇章法、句法、字法等的论述。他主张传奇要注意间架结构、剪裁详略。“传中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引子要“勿晦勿泛”，过曲中“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尾声“以结束一篇之曲，须是愈著精神，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宾白要“明白简质”，要“美听”；俳谐要“以俗为雅”等等。
《曲律》的“杂说”部分，多是品评元、明诸作家和南北曲作品的得失，其中对元杂剧及明代传奇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有许多可取的观点，如他认为：《太和正音谱》中涵虚子品目并不确切；马致远“于《黄梁梦》、《岳阳楼》诸剧，种种妙绝，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而王实甫“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二人各有擅长；论曲应当看整个作品，不应以个别字句概其高下等等。
前此的戏曲论著大多着重于对作家、作品的简略评述，记录作品目录，作家、演员轶事以及关于戏曲体制、流派、制曲方法的简单记录。王骥德第一次对南北曲的创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比较详尽的探讨。这部论著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戏曲的繁荣、沈璟等人在戏曲声律上的建树，当时戏曲界以沈、汤为首的争论都有关系。
王骥德虽是吴江派的中坚人物，但他对沈璟和汤显祖都有公正而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沈璟“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充分肯定了沈璟规范曲律，反对“案头剧”的功绩。同时他也指出：“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的问题。他肯定汤显祖“尚趣”，曲词“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才情恣肆，文章动人。然而也指出汤显祖字句平仄，略短于法，“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舌”的缺陷。他虽然承继了沈璟的声律理论，却能不囿于门户之见，因而使自己的《曲律》能兼采众家之长，比沈氏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