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德(?～1623)(卷名：戏曲 曲艺)
明代戏曲理论家。字伯良，号方诸生、玉阳生，又号方诸仙史、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约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四十年（1561）之间，卒于天启二年（1623）。王骥德从青少年时代就热衷于词曲研究。后来师事徐渭，并与著名的传奇作家、声律学家如沈璟、孙、孙如法、吕天成等订交，切磋曲学。王骥德在山阴讲学多年，毛以燧、吴炳等人都受到他的教益。他一生以大部分精力从事戏曲创作和戏曲声律理论的研究。所著剧作有传奇《题红记》、杂剧《男王后》、《两旦双鬟》、《弃官救友》、《金屋招魂》、《倩女离魂》。今存《题红记》、《男王后》。著作有戏曲理论《曲律》、《南调正韵》；诗文集《方诸馆集》；散曲集《方诸馆乐府》以及《红闺丽事》、《青楼艳语》等。并曾校注《西厢记》、《琵琶记》。王骥德创作成就不高。传奇《题红记》是他20岁时奉父命据祖父王炉峰遗稿《红叶记》改写而成。故事来源于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写韩夫人红叶题诗，得遇于郎事。传世的杂剧《男王后》，情节多属虚构，立意欠高。
《曲律》是王骥德戏曲理论的代表作，是明代重要戏曲论著之一。《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经过十余年增改才定稿。今存天启五年(1625)原刻本。全书40章，分别探讨南、北曲源流，南曲声律，传奇作法，以及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对元、明两代戏曲作家和戏曲作品进行广泛的品评。王骥德的戏曲理论深受徐渭影响。他重本色，认为戏曲要“模写物情，体贴人理”，剧本写作应做到“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才是上乘之作。他对明中叶以来传奇作品中的案头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曲律》论家数第十四）他推崇王实甫《西厢记》、高明《琵琶记》与汤显祖诸传奇为本色的典范。王骥德与各派戏曲家均有交往，但不守门户之见，理论上自成一家。在“首文词”还是“首音律”的争论中，他对沈璟和汤显祖各有批评：“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舌。”（《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这样持论，在当时是比较公允的。
明隆庆、万历年间，优秀戏曲作家辈出，出现了传奇创作的高潮。王骥德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传奇作法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写剧本要重视布局和剪裁；情节既不可荒诞不经，构思又不可落入俗套，不可横生枝节。主张节奏必须畅达；登场人物人人应当有着落，一折戏与另一折戏之间应当有照应；剧中紧要处须极力发挥，务使透彻；采用宫调，须与剧情的喜怒哀乐相称。关于戏剧语言，王骥德论述尤为详尽，从句法、字法、衬字到“对偶”、“用事”，都有精辟的阐发。他强调戏曲语言的可读、可唱、可解，无论是唱词或宾白，都宜自然，而不宜生造，既要情意婉转，又要铿锵上口。在用事问题上，他既反对排斥用事，又反对堆砌典故，指出：“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而在于用得恰到好处，“好用事，失之堆积；无事可用，失之枯寂。”王骥德是一位着眼演出实践的理论家。他的曲论是对前代人和同代人艺术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戏曲创作规律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王骥德的戏曲理论较前人更有系统性，对当时和后世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李渔戏曲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就是对王骥德艺术见解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