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卷名：外国文学)
Platon (公元前427～公元前345)
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出身雅典贵族。早年在数学、哲学和文艺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就跟苏格拉底求学，直到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亵渎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名被新起的民主派当权派处死为止。后来他游历过埃及，学习了天文学和埃及的典章制度；接着他又游历意大利，企图在叙拉古实行他的政治理想，但以失败告终。他当时已40岁，回到雅典建立了他的著名的学园，四方来学者甚多，其中有奴隶，也有从马其顿来的亚里士多德。在讲学进程中他写出40篇左右的对话集，其中最重要的有《斐德罗斯篇》（又译《斐德若篇》）、《会饮篇》、《理想国》10卷和《法律篇》，内容涉及宗教、神话、政治、伦理、教育、哲学和文艺理论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话这种文学体裁属于“直接叙述”，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柏拉图把对话从史诗和戏剧里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它的特点在运用“苏格拉底式的论辩法”，把各方论点都摆出来，把其中矛盾剥茧抽丝似地逐层揭露出来，从而引向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柏拉图把对话体运用得极灵活，从日常具体事例出发，很少用抽象推理；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不但把人自然地引到结论，而且使人看到活的思想过程，激发自己的思考。柏拉图的《对话集》是希腊文学中出色的散文作品，是学术讨论中一种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各篇对话的主角始终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自己从来不露面，因此很难断定哪些话代表柏拉图自己的思想。柏拉图又经常运用“苏格拉底式的幽默”，半庄半谐地摹仿他的论敌诡辩派的诡辩方式，很难断定哪些是他的真心话。特别使人感到困难的是他有时并没有作出结论，例如专门谈美的《大希庇阿斯篇》；有时不同的对话对同一问题作出的结论前后并不一致，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理想国》里把希腊传统的文艺摹仿自然的观点结合到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说文艺所摹仿的不是真理，把文艺的地位摆得很低。他举床为例，认为床有三种。首先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或原型，其次是木匠按原型制造出来的个别具体的床，这种床摹仿床的原型，随时随地而异，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说不上真实，所以比起床的理式要降一等，只是理式的摹本或影子。至于画家所画的床就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就更不真实，处在最下一等了。柏拉图在《斐德罗斯篇》里把人分成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或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此外还有“诗人或其他从事摹仿的艺术家”，却列在第六等，处于医卜、星象之下。由此可见，柏拉图是抬高理性认识(理式)因而贬低感性认识(具体事物形象)的。这是与奴隶主轻视劳动实践和技术(τ媍χνη)，即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分不开的。但是在著名的《会饮篇》里狄奥提马的启示一段，他却明确肯定美育的程序应从形体到心灵，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对话集里类似这样自相矛盾的话还不少，这似乎只能说明柏拉图的思想极活跃，他一个人头脑里仿佛就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而且他始终坚持诚实态度，不怕暴露自己的矛盾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这并非说，柏拉图胸无成局，或他的思想没有完整体系；相反，他有很深的成见，他的思想虽在不断地发展，却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理解这一点，先要摸索一下他的历史背景，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就社会政治经济来说，雅典流行的是典型的奴隶制。当时在雅典40万人口之中，奴隶占过半数，生产劳动都由奴隶包办，因此奴隶主有余暇从事政治管理和一般文化活动，这是雅典文化高度发展的主要原因。不过到了柏拉图时代，由于雅典拥有海港，便于向外扩张，在战争、外交与贸易方面和外国接触日益频繁，生产重点已由农业转到工商业，政权也已由农业奴隶主转到工商业奴隶主。这也就是说，权力的保证不再是门第，而是资财，贵族已被民主势力所排挤。在贵族出身的柏拉图看来，这就是“世风日下”的局面。他怀恨雅典当权的民主派判处了他的老师死刑，尽管苏格拉底也只是一个石匠的儿子。在学术上他特别厌恶民主派学者政客“诡辩派”，《对话集》的锋芒首先都是针对“诡辩派”的。因此，在文艺标准和政治标准比重上他明确而坚决地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尽管他的政治是恢复反时代潮流的贵族派的统治。
其次，就精神文化方面来说，当时希腊文艺的黄金时代已逐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时代。这也就是由文艺形象思维转到哲学抽象思维时代。有人认为柏拉图对荷马的批判是哲学和文艺争权，这也有些明显的证据。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把和贵族政体 (Aristocracy)相对立的政体不叫做“民主政体”(Democracy)，而叫做“剧场政体”(Theatrocracy)，意思就是文艺当权就等于群氓当权。他明确地规定了他的“理想国”的国王必须是哲学家。为着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不惜冒被卖身为奴的风险，曾一再长途跋涉，由雅典前往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去培育一个“哲学家国王”。
为着制定由哲学家当国王的理想国来恢复雅典贵族的统治，柏拉图花了40年之久写出了他的几十篇对话。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荷马和悲剧诗人的控诉，最大的罪状是摹仿艺术显不出真理；其次是文艺滋长人类低劣情欲，例如悲剧中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以及喜剧中的“诙谐的欲念”和“小丑习气”。文艺把神和英雄写得和平常人一样，奸盗邪淫，无恶不作，这只能伤风败俗，培养不出正直、真诚、勇敢、镇静之类为“城邦保卫者”所必有的优良品质。他质问荷马：“请问你，你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是哪一国的立法者和恩人？”并且讥笑荷马只在歌颂英雄而并不认识英雄，“否则他就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而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他告诉悲剧诗人们说，雅典人制定了很好的法律，所以“我们也是悲剧诗人，我们也创造了一部顶高尚顶优美的悲剧”，用不着你们的那种悲剧了。于是向到雅典来“展览身体和诗歌”的人鞠躬致敬，替他们洒上香水，戴上花冠，请他们到旁的城邦去了，回头向雅典人宣告：
“至于我们的城邦里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态度要比他严肃，作品须对我们有益，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规范。”
从替理想国的统治阶级训练统治人才的角度来彻底检查和正确处理希腊史诗和悲剧，这就是柏拉图在《对话集》里的中心任务。
此外，柏拉图所着重宣扬的灵感说虽来源于宗教迷信，而影响却极深远。他在《伊安篇》里力图证明单凭专业技术知识创造不出文艺作品，艺术创造要凭灵感。灵感是来自诗神的一块有强大吸引力的磁石，“诗神就象磁石，她首先把灵感传给人们，得到灵感的人们(诗人们)又把它辗转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都悬在一条锁链上”。灵感不但不凭知识和理智，而且还要“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状态”。在《斐德罗斯篇》和《会饮篇》里，柏拉图还把灵感中的迷狂状态结合到他从埃及得来的灵魂轮回说，认为灵感来自不朽的灵魂前生在天国所见到的美满境界的回忆。他还屡次指出文艺创作和爱情都必呈现灵感中的迷狂状态，因此文艺创作和爱情之间具有一致性。现代弗洛伊德派的文艺心理学说明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至今还在发生影响。
柏拉图的美学观点首先遭到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的批判。老师说，文艺是“影子的影子”，表现不出真实；徒弟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更严肃，更有普遍性。老师说，诗滋养卑劣情欲，伤风败俗；徒弟说，诗因发散情欲而对情欲起净化作用，有益于精神健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两人的影响都流传到现代。亚里士多德发生影响较晚，因为他的著作手稿散失，到13世纪他的部分著作才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所以在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和罗马时代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柏拉图的情况则不同，他在雅典的学园一直维持到公元5世纪。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化中心佛罗伦萨又创立了一座声势煊赫的柏拉图学园，西方一些重要的文艺创作者和理论家都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朗吉努斯、普洛提诺斯、奥古斯丁、但丁、米开朗琪罗、舍夫茨伯里、康德、席勒、尼采、维柯、黑格尔、克罗齐、弗洛伊德这一系列辉煌的名字都是雄辩的证明。一般人听到唯心主义这种头衔，不免对柏拉图“掩鼻而过”，而断定“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有更多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对摹仿说发挥得更深刻”的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师徒的传统是不易分开的，以弗洛伊德为例，其中既有柏拉图的迷狂说和爱情说，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发散说和净化说。
参考书目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1、2、3章，北京，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