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程颐(1032～1085)、(1033～1107)(卷名：教育)
中国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后人称伊川先生。程颢、程颐是亲兄弟，合称二程。早年同受业于周敦颐，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大同而小异。二程是河南人，历史上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他们的著作和言论，后人编为《二程全书》。程颢于26岁中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监察御史里行等地方和中央的官吏。40岁以后，退居洛阳，讲学授徒，直至54岁去世。程颐，太学出身，长居洛阳，从事于学术和教育活动。53岁始任崇政殿说书，为宋哲宗讲授经学。60岁以后，两度主管西京国子监。由于“元祐党”案，晚年两次遭贬逐。
二程所生活的北宋时代，封建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地主阶级政论家，各从不同的政治集团利益和学术观点出发，探究治国的策略，借以巩固北宋的统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当时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而二程则是以守旧派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于这场斗争之中。他们认为治国之本，在于使君主及庶民均能“明道”，“明道”，就是“复天理”。程颢把“复天理”归结为“识仁”，认为仁是一种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无物我”之分的“大公”的精神境界。“识仁”就是对这种精神境界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体现，实即要求人放弃一己之私利，具有以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为自己行为准则的胸怀与情操。程颐认为“天理”是事物的所以然，事物的准则，主要指封建道德标准。他说：“父子君臣，常理不易”。“复天理”就是要明白这个与每个人等级身份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并身体力行。二程认为：“饥食渴饮冬裘夏葛”是人的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称之谓“天职”。但是，如果人们的需求，超越了人的社会等级身份的规定，则“天职”便转化为“人欲”。“人欲”的实质是私利，乃是天下纷争的根源。欲堵塞动乱之源，唯有运用教育，教人“复天理”，“安得天分，不有私心”，达到圣人、仁人的境界。而这种教育，首先从士开始，使之在乡里成为道德的楷模，在朝廷成为地主阶级的贤臣，从而影响民风的好转。
二程赞同圣人可学而致，并因袭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试图给予理论的论证。程颐认为“性即理”，人性是“天理”的体现，先天地含有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意识，是善的。人所以有恶的意识和行为，原由有二:一是才的不同。“才禀于气”，气禀有清浊，故人有贤愚；二是受物欲的引诱，善心被放逐。但通过学习，气质可变，放心可求，若能坚持不懈，也能和气禀清者一样，成为圣人。因此学者的首要问题是确立学做圣人的志向。二程的人性学说，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但他们企图探讨人的个性、智能差异的生理原因，坚持气禀能变，是对古代教育理论的一种深化。
二程认为学做圣人，既要进行“格物穷理”的“致知”工作，又要做“存心养性”的“涵养”功夫，这叫“敬义夹持”。程颐认为“格物穷理”包括读书、评论古今人物、应接处事等多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读经，因为经是“载道”的。在儒家的经典中，二程尤表彰《论语》、《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孟子》四部书。他们给学生规定的读经顺序是:先《大学》，而后《论语》、《孟子》，再后及《春秋》以及其他各经。
在读经方法上，二程认为既不能止于“章句训诂”，蹈“买椟还珠”的错误；也不能“记诵博识”、“玩物丧志”，应坚持“由经以求道”，贵在“自得”。教师主要是指导学生读经的方法，至于蕴藏在经中的“义理”，应由学习者去反复思绎，从己出发，由近及远。故二程提倡勤于思，在思考过程中发展思想。“人思如泉涌，汲之愈新”。二程倡导的学风，相对专搞章句训诂的汉学来说，是一大变革。
程颢注重“涵养”，主张“以诚敬存之”。要实实在在以“义理养心”，既不能刻意追求，操之过急，又不能怠惰忘却，一切顺其自然。程颐说:“涵养须用敬”，“所谓敬者，主一之为敬。所谓一者， 无适之谓一。”意即心志专一，心有主宰。但程颐所主张的“敬”，除了这一层意思之外， 还讲究人的容貌举止的严肃和庄重。二程对“复天理”和“敬”的见解各有所不同，反映在教学作风上也迥然有异，程颢和气，程颐严肃。故前者有“如坐春风”之誉，后者有“程门立雪”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