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卷名：经济学)
中国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洛阳人，商人家庭出身。他13岁入宫为侍中，善“以心计”，“言利事，析秋毫”（《汉书·食货志》）而深得汉武帝宠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出任大农丞，掌管岁计事务。元封元年（前110）升任治粟都尉，后任大司农、御史大夫，长期执掌西汉中央财政大权。汉初，西汉王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武帝即位后，为了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军费支出浩繁，加上汉武帝本人的糜费，造成封建财政上的严重困难。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冶铁、煮盐、铸钱等重要经济事业，却仍操纵在富商大贾和地方豪强手中，他们“财过王者”、“富埒天子”（《食货志》）而不佐国家之急。桑弘羊掌管中央财政大权后，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富商豪强，扭转财政困穷的局面，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全力辅佐汉武帝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见均输、平准论）和屯田戍边等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汉武帝一代文治武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桑弘羊在政治思想上祖述法家，崇尚“法治”；在经济思想上则主要继承了《管子》以及范蠡、白圭等先秦思想家的观点，并运用于实践而有所创新。
封建国家控制经济的思想 桑弘羊认为盐铁等经济事业是封建王朝的“霸王之资”，“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盐铁论·刺权》）。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复古》），即一切自然财富，都应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而不能放任让富商豪强专利。因此，他在积极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的基础上，又首创了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政策，从而把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部门和大量经济利益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他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抗御匈奴；有利于打击富商豪强兼并势力，巩固封建中央政权；有利于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备荒；有利于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之间的差别;有利于稳定币值，百姓乐于其业。桑弘羊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及其具体措施，适应了当时封建王朝的财政需要，不仅为西汉政权开辟了可靠的财政来源，而且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的局面，从而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重视发展官营工商业 桑弘羊把商业看作是攫取货币财富的源泉，认为孔丘的弟子子贡之致巨富，就是由于“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盐铁论·贫富》），即经商贱买贵卖的结果。他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从事商业经营，也可以发财致富。他还十分强调商业在流通中的作用，认为当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因此，必须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通有》）。
农工商之间的相互关系 桑弘羊提出了“农商交易，以利本末”（《通有》），农工商并利的重要思想。他虽然说“富国何必用本农”（《力耕》），但并不否认农业是封建经济的根本，与手工业、商业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大力发展手工业，就能为发展农业提供足够的农具；大力发展商业，就能使各地的物产畅通和得到充分利用，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此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但是，他重视发展官营工商业，认为工商业必须由政府控制，而对私人工商业，则主张加以排斥。所以，他在重视工商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建本抑末”的主张（《复古》）。
货币和价格 在货币问题上，桑弘羊提出“币与世易”的思想，即货币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他还认为货币应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在价格问题上，他继承《管子》的价格观，提出“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力耕》）的观点，主张由国家运用价格政策，以平衡轻重关系（见轻重理论），调剂物资余缺，使“贵贱有平而民不疑”（《禁耕》），反对那种贵贱无常的市场价格。
此外，桑弘羊还对大量移民戍边屯田、发展对外贸易以消费刺激生产，减轻农民赋税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