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卷名：民族)
Han nationality
中国的主体民族。 (见彩图)现有936703873人(1982)，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3.3％。
汉族的先民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远古传说，还描述了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以前（见彩图），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见母系氏族制）的阶段；关于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见父系氏族制），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传说在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虽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述；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成亦羌、亦夷、亦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几个王朝。 夏王族为大禹之后。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这些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而实际却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 以与蛮、夷、戎、 狄相区别。但是，这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
春秋（前770～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杞为夏后，因他们与东夷杂处而行夷礼，就被看作东夷；吴国公族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被视为蛮夷；楚国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于荆蛮之区，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称他们为荆蛮；后来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战国（前475～前221），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化，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汉族的形成与漫长的封建社会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见彩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在1954～1956年间，中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一次广泛的讨论，大体有3种观点：①汉族在秦汉时代已经具备了形成民族的条件，及至形成以后又不断得到了发展。到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汉民族也因之没有形成为资本主义民族。②民族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汉族形成为民族，应在1840年以后。③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618～907）、宋(960～1279)应是汉族形成为民族的时期。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对民族的定义、民族形成的理论和汉民族形成的具体历史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至今仍在深入发展，尚无定论。根据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史籍的记载，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
汉族的族称，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确立的。 秦统一以后， 华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秦人。 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前后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护乌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从汉朝以后，华夷同居中国，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317～589)时期，“五胡”在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成为统治民族。论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以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而自居中国正统。于是因为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行汉礼仪，服汉衣冠，遂逐渐地称之为“汉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汉人”便逐渐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分布的特点 汉族分布地区的特点，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发展与确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历史上汉族人口有过几次大规模自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前206～公元8）时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各郡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以秦岭与淮河为界把郡县地区划为南北两部，两汉大体都是北部约占当时户口总数的80％，南部约占20％。从东汉（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据混战，人民开始南迁，而西晋(265～316)末年“永嘉之乱”，黄河流域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南北朝，继续有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未改变北部人口多于南部的分布状况。然而如果拿隋末与西晋时的南部诸郡人口总数相比较，则长江流域与岭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唐末藩镇割据混战，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现了南迁趋势。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 鄱阳、 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方成为人口稠密之区，人口密度高于北部各州。除以上两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之外，另外还有几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南迁。南部经济自东晋以来发展迅速，至两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仅密度高于北方，而且汉族人口的总数，至明、清时也已超过北方。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两千多年间，移居边疆的汉族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吸收了汉族的成分，而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汉族所以人口众多，与不断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壮大兴旺起来是分不开的。
汉族经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于是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
反帝反封建斗争 汉族历来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压迫剥削，自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在中国古代举行过大大小小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有些是以汉族或某一少数民族为主，有许多其他民族参加的起义斗争。斗争的目标也不断深化。明末李自成起义，曾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中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农民已试图用平均主义去改变封建土地不均与等级森严的封建压迫。虽然这些起义都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民族压迫，汉族人民有着英勇反抗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对于外国侵略者，汉族人民往往与国内其他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郑成功领导的抗清队伍一举驱逐荷兰殖民者，这一斗争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各族人民共同奋起坚决反抗，后来在康熙皇帝决策进行驱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萨战斗中，汉族军民和各族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说明在古代中国各族人民当外国殖民者侵入时，已表现了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英勇斗争精神。
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在东南沿海形成了以上海、 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并且主要在这些大城市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肆意掠夺，破坏了中国主权，以至策划瓜分中国。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法国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等，给中国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块领土。所有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184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反侵略斗争，都是汉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尽管历史上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隔阂仍然存在，但在外国入侵、大敌当前的民族危急关头，则充分表现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以及平英团斗争、义和团运动等，都是以汉族人民为主要参加者，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参加的反侵略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及辛亥革命，均为以汉族为主体有少数民族成员参加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主义”，以推翻二千年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紧密结合，与那些单纯鼓吹排满的政治派别划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政体，虽被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所篡夺，但对汉族和中国其他各民族的觉醒，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以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一般都是在汉族地区首先兴起，逐渐发展到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求得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成为汉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的行动纲领。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发展 汉族历来以勤劳俭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这种“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始终占绝对优势。农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称发达，尤其以发达的水利灌溉与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历代都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其中有些一直造福至于现在。比如公元前3世纪中叶，秦蜀郡守李冰领导兴修的都江堰，不仅在古代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享有“天府之国”的美名，一直到现在，仍使成都平原受益无穷。都江堰可算是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在耕作技术方面，汉族及其祖先，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农时、改良土壤、轮休耕地，以及施肥、保墒、选种、培养新品种、改良农具，同时也不断从国内各民族中甚至从国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种和学习耕作技术。因而不仅创造了在古代堪称水平很高的产量，而且作物品种之丰富，也是世所罕有。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在高度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古代科学技术如天文、数学、农学、医药学、冶炼术、建筑学等都在世界文明发达史上大放异彩，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用于作战，指南针用于航海，以及养蚕、织造丝绸、制瓷、制茶等技术，对世界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商业在古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除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区之外，还有广大的游牧区、狩猎区和渔猎区各民族，这两大类民族之间农业、手工业产品与畜牧狩猎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换，不仅是生活的需要，而且促进了各族人民的生产发展。唐宋以来形成的“茶马互市”是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经济上互相补充、交流关系的主要形式。商业的发达，反过来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至明代(1368～1644)中晚期，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江南地区一些城镇的手工业工场与商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样主要是在沿海及交通较发达的内地大中城市汉族聚居的地区。
文化艺术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诸侯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大体同时的古希腊文明东西辉映。至汉武帝时（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统治汉族古代思想与文化近2000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 杂史、地方史志、 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 其中如张衡(78～139)、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生卒年不详）、 苏轼(1037～1101)、 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 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也运用汉语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名家与名著，而《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其他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表现了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
语言文字 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主要方言分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现代汉族共同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文起源于远古，通行的方块文字，是从殷商的甲骨文字和商周金文演变而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于是秦所作小篆通行全国。秦统一文字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说明原来六国文字仅仅是各具地方特色的同一种语言的书面表现。秦代除小篆外，还有隶书，汉末又出现了隶变的通用汉字即楷书，至魏晋南北朝盛行，一直流行至现在。虽然汉族分布地域极广，各地方言差别较大，汉文字的统一，在秦汉已经形成。这种书面语言的统一，对汉族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文字改革，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汉字将逐步向拼音方向发展。
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 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在汉人观念中，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据清代有名学者钱大昕考证：夏、商、周三代，“男子未有系姓于名者”，“盖三代以前，姓与氏分，汉魏以后，姓与氏合。”（《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实际上汉魏以来，汉族数以千计的诸多姓氏中，有些发源于远古氏族，有些发源于先秦封国，或祖先的居地、官职与名字，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少数民族融入而增加的姓氏。即使同姓，也有因赐姓或其他少数民族融入而采用汉姓等情况，并不意味着血统上系同一来源。在宗法制度下，汉族的亲属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祭祀祖宗，不断血食烟火，被认为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汉族古代的人口观，有所谓“多子多福”的说法。
汉族古代的国家观念，也与家族观念相联系，所谓一家一姓的天下，实际是父系家族观念的无限扩大。皇帝被奉为“天子”、“君父”，人民被视为“子民”。在这种制度下的道德规范，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最高要求。同时，一切人伦学说，都建立在“天命观”的哲学基础上，维护皇权统治及富贵尊卑一切秩序，都是天命的体现。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孔、孟儒家学说，总结出体现于人伦的“三纲”、“五常”，成为古代汉族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重要基础。
宗教对许多民族有重大影响，在汉族中没有产生全民族必须信仰的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自汉代以来及至近代多种外来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有一部分汉人信奉。无论是何种外来的宗教，其教义与汉族固有的天命观与祖宗崇拜不相矛盾，或改造其某些教义与汉族固有宗教观念相适应，才有可能得到流传。道教虽然是汉族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也不是全民族每个成员都信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族的历史上，除少数皇帝特别崇信某种宗教因而使之获得某些政治特权之外，从没有出现过“国教”。
至宋代，儒学发展为理学，是一种吸收了佛教哲理的人伦思想学说，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心命题。于是封建的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更加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尤其是压迫和禁锢妇女的工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广大汉族人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思想上获得解放，各种旧的传统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才逐渐在人民中消除，宗教观念才逐渐淡薄或消失。
风俗习惯与节日 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见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婚姻以牢固稳定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家长制，妇女地位提高，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以注重礼仪，尊长爱幼为美德。丧葬过去通行土葬，现在大城市已通行火葬，在中小城市和部分农村也逐渐推行火葬。饮食以米、面为主，常吃蔬菜，喜食肉、鱼、蛋类，注重烹调技术。住房大中城市多为楼房，也有砖瓦平房；农村北方地区多为砖瓦平房或土木结构的平房，多为一户或二、三户一院。衣着历代变化较大，到20世纪40年代末，男女多为对襟或斜襟上衣和长裤，夏季多穿浅色衣服，冬季多穿黑、蓝色衣服。
主要节日为春节，最为隆重，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见彩图）
建国后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汉族本身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和各兄弟民族建立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汉族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与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大步前进。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在迅速发展。
参考书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北京，1960。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上海，195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修订本)“导言”，人民出版社，北京，1955。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