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卷名：民族)
Chinese language
属汉藏语系。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一种语言。在中国，除汉族使用汉语外，一些少数民族也使用汉语。使用人口在十亿以上，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上使用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汉语已被联合国列为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与此相适应的汉文，也著称于世。
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日益丰富起来的，但在各地区是不平衡的，因此产生了不少方言土话，差异较多。主要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现代汉语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本文有关叙述皆使用汉语拼音标音。
汉语的特点 主要有：
语音特点 一般说来，一个音节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 有21个声母， 即b、p、m、f、d、t、n、l、ɡ、k、h、j、q、x、zh、ch、sh、r、z、c、s；35个韵母，其中有单元音韵母：ɑ、i、e、o、u、ū，复合元音韵母，如ɑi、ei、ɑo、ou等。还有元音加鼻音韵尾组成的韵母，如ɑn、en、ɑnɡ、enɡ等。上述韵母，原则上还可以加上韵头i、u、ū，成为iɑo、iou、uɑi、uɑn、ūɑn、ūe等。只有一个特殊韵母er（“儿”字的音），它是永远不跟声母拼的。有的音节可以没有声母，如ɑi“爱”，ou“欧”，ɑnɡ“昂”等；但是不能没有韵母。
声调是汉语的主要特点之一。 有4个声调：55、35、214、51。声调，就是声音高低升降的各种形状，它们在语言中起着辨别意义的作用。例如“昌”和“常”都读chɑng，但是声调不同。这是同音不同调。普通话共有4个声调，即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和去声。在汉语拼音方案中，阴平声以“一”为号，如昌（chānɡ）；阳平声以“'”为号，如常(ch姇nɡ)；上声以“ˇ为号，如厂(chǎnɡ)；去声以“\\”为号，如唱（chànɡ）。这些声调外，还有轻声，但它不算正式声调。单读汉字时不读轻声，常常是双音词的第二个音节才有可能读轻声，例如“桌子”、“石头”。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轻声不加符号。
汉语语音的配合非常富于系统性，不是每一个声母和任何一个韵母都能相配，或者每一个韵母和任何一个声调都能相配，而是有规律的。
就声母而言，按发音部位可以分为6类：①b、p、m、f是唇音；②d、t、n、l是舌尖音；③z、c、s是舌尖前音；④zh、ch、sh、r是舌尖后音；⑤j、q、x是舌面音；⑥g、k、h是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语音配合情况一般也相同，例如，ū不在唇音b、p、m、f的后面出现。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根音的后面都没有i和ū；与此相反，舌面音后面只能有i和ū。舌尖音后面没有in出现，也没有ūn。
就韵母而言，语音的配合也有规律。例如，ɑi、ei的前面没有韵头i；ɑo、ou的前面没有韵头u；ɑi、ei、ɑo、ou的前面都没有韵头ū。
就声调而言，语音的配合也有一些规律可寻。如果声母是 b、d、ɡ、j、zh、z(这种声母称为不送气声母)，而又以鼻音韵尾收音的，一律不与阳平声相配合。
在汉语普通话中某个音不与某个音相配，有两种原因：①语音本身所制约，某个音与某个音连在一起，发音不方便，例如zh、ch、sh、r不和i、ū拼，j、q、x不和ɑ、o、u拼，就是这个道理。②历史所造成的，例如d、t、n、l不和 in、ūn拼。某声调不与某个音配合也是历史造成的。
词汇的特点 汉语的词汇，最大的特点是单音成义，就是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汉语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因此可以说，每一个字代表一个意义。但也有特殊情况，如有一种词是由联绵字构成的，或者是由叠字构成的，就必须用两个音节合成一个意义，拆开即失掉原来的意义。联绵字，就是两个字联结成一体的意思，如“踌躇”、“从容”，把“踌”和“躇”拆开即不成话，把“从”和 “容”拆开后也同 “从容”的意义不相干。叠字，如“鸡声喔喔”里的“喔喔”，“流水潺潺”里的“潺潺”，如果拆开了，“喔”、“潺”也不成话。但是联绵字和叠字在汉语词汇中毕竟是少数，从一般情况来看，汉语词汇仍是单音成义的。
现代汉语有许多双音词，如“电话”、“电灯”、“风车”、“水库”等;也有一些三音词，如“自来水”、“图书馆”等；还有四音词，如“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等。这些称为“合成词”。其中每一个字都可以称为“词素”，它是一个词的构成部分，词素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例如，在“电话”一词中，“电”和“话”都有意义。当然，简单地把“电”的意义和“话”的意义加起来，并不能构成“电话”的意义，但是不能以为“电”和“话”和“电话”无关。“自来水”不能解释为“自动到来的水”，但是，当初造词的人确实想到这种水是自动到来的，而不是从井里打出来的，现在当人们说这个词的时候，还明确地意识到这个词里面包含着“自动”的“自”，“到来”的“来”，“水火”的“水”。
汉语在接受外来词时，舍弃一个字有一个意义的特点。“科学”这个词，最初时曾音译为“赛恩斯”，拆开来看，“赛”、“恩”、“斯”这三个字（音节）都和“科学”的概念无关。后来改为意译，译成“科学”。科学是分科的学问， 这样“科”和 “学”都有意义了。又如“电话”最初翻译为“德律风”，这个词来自希腊语têle（远）和phnè（音），直译该是远音，但是现在译成“电话”就更合乎汉语的习惯。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译音的词，如“咖啡”、“沙发”、“阿斯匹灵”，但是这种外来词毕竟是少数。我们把外来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借词，如“咖啡”；另一类是译词，如“科学”、“电话”等。在其他语言中的外来词，一般总是借词占大多数，而汉语的外来词则是译词占大多数。
汉字正是和汉语单音成义的特点相适应的。既然每一个音具有一个意义，所以就用一个方块字作为一个音节的代表。
语法的特点 在语法方面最大的特点有两个，即:词序的固定；虚词的应用。
① 词序的固定。指的是句子成分在句子里占有固定的位置。一般地说，主语部分在谓语部分的前面，如在“那个班的同学们正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一句中，“那个班的同学们”是主语部分，其余是谓语部分。谓语在宾语的前面。如在上面的句子中，“等着”是谓语在前，“老师”是宾语在后。定语在它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如“那个班的”是定语，在名词“同学们”的前面。状语在它所修饰的动词的前面，如“正”是状语，在动词“坐”的前面，“在教室里”是状语，在动词“等着”的前面。这种词序，我们已经习惯了，其实各种语言的词序大不相同，例如俄语的主语部分就不一定放在谓语的前面，日语的宾语却放在谓语的前面，越南语的定语却放在它所修饰的名词的后面，英语的状语常常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的后面。
汉语词序的固定所以成为主要特点和应用的必要，是由于词的本身没有一定的形态变化，词的后面又不附有表示句子成分的记号，这并不是汉语的缺点，因为汉语句子成分的位置固定以后，可以使人们清楚地辨认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
② 虚词的应用。在汉语语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语气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与西方语言比较，他们缺乏语气词，或者有些所谓“小品词”，在作用上有点象汉语的语气词，而不象汉语语气词那样明确地表示语气，也没有那么丰富的内容。现代汉语的语气词放在一句的末尾， 它们所表示的语气可以分为确定语气、 揣测语气、假设语气、商量语气、说服语气、当然语气、答辩语气、夸张语气、疑问语气、反问语气等。确定语气用语气词“啦”字，这是“了”和“啊”的合音，如“他要走啦”。揣测语气用语气词 “吧”字，如 “今天不会下雨吧”。假设语气也用语气词“吧”字，如“去吧，没有时间，不去吧，问题不能解决”。商量语气也用语气词“吧”字，如“咱们走吧”。说服语气用语气词“啊”字(有变音“呀”、“哇”、“哪”等)，如“我实在没有法子啊！”、“他的话说得对呀！”、“他唱得真好哇!”、“这件事不好办哪!”。当然语气用语气词“呗”字，如“不懂，我们就好好学呗！”答辩语气用语气词“嘛”字，如“有意见就提嘛！”夸张语气用语气词“呢”字，如 “这种事情多着呢!”。疑问语气用语气词“呢”、“吗”或“啊”（“呀”、“哇”、“哪”），这3个词的用法又各不相同。“呢”字用于交替问，如“他来不来呢？”，又用于句中已有疑问词的句尾，如“他什么时候才来呢？”又用于不完全句，如“我来了，他呢？”。“吗”字用于句中没有疑问词的句尾，如“你同意吗?”。疑问语气词“啊”字（“呀”、“哇”、“哪”）用途较广，它既可以代替“呢”，如“他来不来呀？”;又在某些情况下代替“吗”，如“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啊?”。反问语气也用“呢”、“吗”，如“我哪能不相信呢!”，“难道你还不相信吗!”。以上所列举的语气词还不能说是全面的，但是已经使人们看见它们所表示的语气是非常丰富的。这些语气大部分都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语气，实际上还有语调在起作用。
还有一种语气副词，同样地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现列举 “偏、竟、都、并、难道” 这些个副词为例：“偏”字表示事情和人的情感相抵触，如“我要他去，他偏不去！”；也可说成“偏偏”，如“昨天本想出去玩玩，偏偏又下大雨!”。“竟”字表示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如“没想到今天竟下起雨来了”；又可说成“竟然”或“竟自”，如“那么大的工程，竟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他一声不响，竟自离开了这里”。“都”字表示正面的强调，如“饭都凉了”。“并”字表示反面的强调，如“金钱并不能使人幸福”。“难道”表示强烈的反问，如“难道你不知道他的脾气吗！”汉语在这些地方也表现了它的民族特点。
汉语的发展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而实现的。所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不同。语音和词汇发展得快些，语法发展得慢些。
语音的发展 古今语音的不同，常常为人们所忽略。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即使古今的字形不同，有些人往往只以为是字形的变迁。从汉代到现在，字形已基本上稳定下来。人们用今音读古书，虽然可读懂，但一般不会意识到古今音有何不同。实际上，古今音的差别是很大的。
① 古代汉语有韵尾ɡ、d、b，这和现代汉语普通话完全不一样。古代韵尾ɡ、d、b，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都已失落，并和以元音收尾的字变为同音字了。举例如下：
古代汉语有3种鼻音韵尾，即nɡ、n、m。现代普通话里m尾变成n尾，和原来的n尾合流，只剩nɡ、n两种韵尾。例如：
由于韵母的变化，很多古代同韵的字，现代已不同韵；古代有些不同韵字，现代反而同韵了。
② 声母的情况也和韵母一样，许多声母起了变化。首先是浊音变为清音。所谓清音，指的是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所谓浊音，指的是发音时声带颤动。古代的b、d、f、h、zn、sh、z、s都分为清浊两类，现在人们把浊音的一类写成戔、╨、懥、╪、╘╪、▄╪、╘、▄。 这类的浊音称为“全浊”。还有一类叫做“次浊”，即：m、n、l、r等，以及今天普通话一部分念w、y开头的字。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全浊”已经消失，它们都变为清音，以致某些字本来是清浊对立的，在现代普通话里已合二为一。例如：
值得注意的是j、q、x的来源。它们有两个来源:一是ɡ、k、h（包括懥、╪），一是z、c、s(包括╘、▄)。当它们在i、ū前时，都不再保持原来的ɡ、k、h或z、c、s，而一律变成j、q、x。也就是说，ɡ、z和非平声的懥、╘都变为j；k、c和平声的懥、╘都变为q;h和s都变为x。这样，许多不同来源的字的读音都已合而为一。例如：
③ 声调系统的演变，比声母和韵母稍为简单。古代（中古）声调共有4种，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到14世纪，北方一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入声，全浊字变阳平，次浊字变去声，清音字变上声，所以入声变入上声的字最多，后来又有一些变化。而平声则分为两类，即阴平和阳平。清音字变阴平，浊音字变阳平。中古时代和现代普通话的4声的对应关系如下：
从以上的对应关系看，中古去声的关系最简单，它到了现代普通话里仍是去声。中古平声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它只是依照清浊两个系统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中古上声的关系比较复杂，清音字如“把、打、狗、浅、主、子”等，次浊字如“母、你、鲁、柳、有、尾、五”等，仍旧属上声， 而全浊上声字如 “动、项、技、雉、叙、罢、罪、肾、愤”等，都已转成去声。中古入声和现代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最为复杂：次浊字变为去声，如“莫、溺、力、袜、育、玉、岳”等；全浊字几乎全部转成阳平，如“别、独、合、轴、极、浊、熟、杂、俗”等；这些与14世纪时基本相同。清音字则变化较大，它不只是变为上声，而是分散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声之中。 读阴平的如“拨、泼、发、督、踢、鸽、郭、哭、喝、接、七、粥、插、失、杀、削”等；读阳平的如“福、拂、德、格、节、惜、职、札、叔”等；读上声的如“百、发(头发)、笃、塔、骨、渴、郝、血（口语音）、雪、眨、嘱、尺、色（口语音）”等；读去声的如“必、腹、的、挞、各、客、赫、稷、妾、陟、炙、赤、刹、彻、式、煞、仄、速”等。总而言之，入声字转成去声的最多，转成阳平的次之，转成上声的最少。
词汇的发展 词汇方面，古今的变化也是很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旧词消失了，但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词。
① 人类每次有一种发明或发现，都需要有一个新词，或一些新词进入语言的词汇里。近代和现代的发明最多，新词也不断出现。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新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50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3千年的发展速度。汉语的适应性很强，任何新的概念，都能完满地表达出来。汉语的词汇，是汉族人民在文化发展上的一种宝贵财富，也引起了世界上不少学者的注目。
② 词义的变迁有 3种方式：一是词义的扩大，即词的含义扩大了；二是词义的缩小，即词的含义缩小了；三是词义的转移，即换了一个含义，但这个含义必须是邻近的。例如:“眼”的本义是眼球，《晋书·阮籍传》说“籍能为青白眼”。后来，“眼”变为与“目”同义，是“眼”的意义扩大。“瓦”是缩小的例子。“瓦”的本意是土器已烧的总名(《说文解字》)。如《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这里的“瓦”，是土烧的纺砖。后来专指盖在屋顶上的“瓦”，是“瓦”的意义缩小。“脚”是转移的例子。“脚”的本义是胫，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膑脚和刖足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但是膑脚比刖足的刑罚更重。刖足是砍掉脚掌，而膑脚则是去掉膝盖。后来“脚”变为与“足”同义，是“脚”的意义转移。
③ 词义的变迁和词义的引申必须区别开来。词义的变迁是新义代替了旧义；词义的引申则是本义与引申义同时并存。例如“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道理，道路和道理两个意义至今同时并存，并不是有了引申义以后，本义就消失。引申义往往不止一个，例如“天”的本义是天空，引申义有:天然的(如“天性”)，日(如“今天”、“明天”、“三天”)，季节（如“冬天”、“冷天”、“三伏天”），天气(如“阴天”、“晴天”)等。这些引申义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以“天”字为例，引申义“天然”已经很古，而引申义“日”（1昼夜24小时的时间）却产生得较晚。
语法的发展 语法方面，变化虽小些，但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仅列两种语法结构的发展。
① 判断句。在今天指的是用判断词“是”字造成的句子，如“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等等。判断句在上古汉语里则不用“是”字。不少人理解上古的“为”字就是“是”的意思，但是，上古判断句也不经常用“为”字。最普遍的判断句的结构形式是主语部分后面稍有停顿，谓语部分后面加上一个“也”字，如“孔子，鲁人也。”现代的文章在千字以上的，判断词往往用到十个以上，上古时代的文章在千字以上的，一般一个判断词也没有。后来的判断词“是”字，是从指示代词“是”字发展来的。《论语·述而》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里的“是”字当“此”字讲，“是吾忧也”等于说“此吾忧也”。指示代词“是”字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处在后代判断句里的判断词所处的位置，所以逐渐变为带有判断词的性质，它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其他判断句中去，于是“孔子，鲁人也”也变成了“孔子是鲁国人”了。
② 处置式。那些借助于副词“把”字，把宾语提到谓语前面的结构称为处置式。它的作用是对某事物进行处理，例如“把房间打扫干净”、“把书放在桌子上”等;或者是对什么人或物产生某种影响或后果，例如“风把他给吹病了”，“我昨天骑车，把一个小猫轧了”。这种处置式，不但上古时代没有，中古时代也不常见。《孟子·梁惠王》说：“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其中匠人而小之”一句，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木匠把它砍小了”。这就显示古今语法的不同。不难看出，古代那种语法结构比较笨重，如果宾语拉长时，就更显笨重，后来用“把”字把宾语提到前面去，就使结构变得灵活，这是汉语语法上的一大进步。
总之，研究汉语各种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我们理应遵守的一个原则是：在研究语法时，不能以为现代有的东西古代就一定有，也不要以为古代没有的东西现代就不能有。
汉语的方言 汉语的方言是历史形成的。各地的方言无论如何复杂，追溯到最后还是同出一源。这就说明为什么各地方言的语音有些对应的规律，词汇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语法更是基本相同。
汉语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种：①北方方言，这是区域最大的一种。虽然叫做北方方言，其实是从东北起，到西南止，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地带，湖北（东南角除外）和四川、云南、贵州4省，湖南省西北角及广西北部。 ②吴方言， 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浙江全省。③湘方言，包括湖南省中部30多个县、市。④赣方言，包括江西省的大部分和湖北省东南角。 ⑤客家方言， 散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省。广西、湖南、四川三省、区也有说客家话的。⑥闽方言，包括福建省大部分、台湾省和广东省潮州、汕头一带以及海南岛。该方言内部，又可以分为闽东话、闽南话和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为代表，闽南话以厦门为代表，闽北话以建瓯话为代表。⑦粤方言，包括广东的中部、西部、南部和广西的东部、南部。这7大方言，差异较大，但也互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地方。
语音 古入声字在现代普通话里已经消失，但是在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里都保存着入声。粤方言所保存的3种入声(-ɡ、-d、-b)最为完整。客家话和闽南话虽也保存着上述3个入声，但是已不十分完整。 闽东话入声已经只有韵尾[妱]。赣方言和客家话比较接近，但是入声3个系统比客家话分得清楚。 吴方言的入声不能分为3种韵尾，而是一律收音于[妱]。北方方言中也有些地区保存着入声，如山西省的大部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卓资县一带，河北省北部的宣化一带和南部的武安、磁县一带，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地区和博爱县一带。四川省个别地方也有入声。湘方言的入声字塞音韵尾失落，已经没有短促的特点，只不过在舒声中自成一类。
鼻音韵尾-nɡ、-n、-m 3类，也是粤方言保存得最为完整。闽南话和粤方言在这一点上相类似。客家话虽然也保存着-nɡ、-n、-m 3类，但在某些情况下，-nɡ并入-n。闽东话所有古代-n尾的字都入了-nɡ尾。 赣方言和现代普通话在这一点上相类似，它丧失了-m尾，古代-m尾的字并入-n尾，但-nɡ尾仍然是独立的。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一支）的-nɡ尾在i、e的后面不能保持，变为in、en。吴方言-nɡ尾和-n尾在 i、e的后面可以自由交替（例如“心”既可读sinɡ，又可读sin)，这一点和西南官话近似，但是-n尾在ɑ的后面不能保持，而变为元音收尾(例如上海话“干”读[k═]，“残”读[ze])，这是吴方言的特点。 湘方言中大部分不仅i、e后面的-nɡ变为-n，而且ɑ后面的-nɡ也变成-n（例如“长”读zhɑn）。
古全浊声母在吴方言中保存得最完整。湘方言大部分也保存着全浊声母。粤方言则是用低声调来反映古浊声母。
声调受浊声母的影响分化为阴阳两类。 古代的4声演变到现代，可以变为8声，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浙江大部分地区都能按清浊系统区别8声。有些地区超过了8声，如广州话有9个声调，入声分为3类，阴入分化为两类。吴方言多数只有7声，阳上并入阳去。客家话只在平入两声分阴阳，所以总共只有6声。 长沙话文言有5个声调， 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白话有6个声调，去声也分阴阳。北方方言如果是有入声的，就有5个声调，如安阳话；如果没有入声，如北京话，只有4个声调。
词汇 各方言之间的差别不象语音的差别那么大。总的说来，书面语言是全国基本一致的。在口语里，有些词语就带地方色彩，例如“颈”，广州话是“颈”，苏州话是“头颈”，北京话是“脖子”；又如“臂”，广州话是“手臂”，苏州话是“臂膊”，北京话是“胳膊”。
语法 各方言在语法方面的区别是微小的。以词序而论，全国汉语方言的词序是基本一致的，曾经有人注意到，北方人说“我到上海去”，南方人说“我去上海”，但是现在北方人也有不少人说“我去上海”。现在粤方言的词序与普通话的不同主要有3点:①个别副词、形容词用做状语时，放在它修饰的动词后，如“我先走”，在广州话里是 “我行先”；“多买3斤肉”在广州话里是“买多3斤肉”。②粤方言在使用双宾语时，近宾语指物，远宾语指人，则与普通话近宾语指人，远宾语指物不同，如“给他10块钱”，在广州话里是“畀10个银钱佢”。③在比较程度时，粤方言不用“比”字，而用“过”字，“过”字放在形容词后面，如“猫比狗小”，在广州话里是“猫细过狗”。
吴方言最突出的词序表现在疑问语气词“啊”字的位置上。“啊” 字表示的语气等于普通话的 “吗”字，但是它所在的位置正相反，“吗”字用于句尾，“啊”字用于谓语的前面。例如，“你要吃吗？”在上海话里是“侬啊要吃？”此外，也有状语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情况，例如，“上海快到了”，在上海话里是“上海到快哉”；“南京夏天太热了”，上海话是“南京夏天热勿过”等等。
推广普通话 现代汉语方言、土语复杂，不少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互相难以交谈。为了加强广大人民的团结，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推行汉族共同语──普通话的需要。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普通话的逐步推广，也为汉字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汉语的发展和规范化。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普通话。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的语文课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1800多条异读词和 190多个地名的读音进行了审议； 出版了 《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广播、电视、话剧、电影等经常起着示范作用。在“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指导下，经多年努力普通话已开始逐步成为全国通用的交际语言，南方方言区许多学校逐步采用普通话教学，许多青少年基本上能用普通话交际。
汉语史的研究 汉语史是一门研究汉语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同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中国史首先是汉族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是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即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等是怎样形成的。这对于现代语言教育，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推动汉语规范化工作有很大意义。
有文献记载的汉语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之久。为了使汉语发展的线索更加清楚，使每个关键的变化更加突出，需要把汉语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分期。由于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所以不可能肯定地说某一年是某个时期的开始，只能有大致的时间界限。对汉语的历史进行分期的根据，由于语言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所以不能简单地按照社会的发展来分期，而要按照语言本身的发展来分期。在语言的三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中，语法是语言发展的关键。因为语法结构的变化是最慢的，语法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可以证明语言已经变化了，而词汇几乎是经常在变动着。 汉语史的分期初步划为4个时期。
上古期 公元3世纪以前为上古期，3～4世纪为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①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②疑问代词作宾语放在动词前边；③入声有两类（一类后来变了去声），等等。
中古期 公元 4～12世纪为中古期（12～13世纪为过渡阶段）。主要特点是：①在口语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要成分；②处置式产生；③“被”字句普通应用；④形尾“了”、“着”产生；⑤一部分入声字变成去声字，等等。
近代 13～19世纪为近代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近代汉语的主要特点是：①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消失；②-m尾韵在北方话里消失；③入声在北方话里消失，等等。
现代 20世纪为现代期。现代汉语的特点是：①适当吸收西洋语法；②大量增加复音词，等等。
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的研究具有优良的传统，在不同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把前人的研究大体可概括为4个阶段。
① 第一个阶段，从汉初（公元前3世纪）到东晋末（公元5世纪)，是语义研究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产生了中国语义研究的4部重要典籍，即《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尔雅》是中国最早的字典，它是为解经而作，大约完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杨雄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纪录各地方言的书，它保存了很多宝贵的方言资料。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偏旁编排的字典，它分析字形结构，讲解字的本义，对后代汉语语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熙的《释名》是中国语源学的第一部书，它希图通过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来寻求语源，但其中有很多是主观臆测的成分。
② 第二个阶段，从南北朝(420～589)到明代(1368～1644)末期，是语音研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学者受印度语音学的影响，开始对汉语语音结构进行分析，产生了一系列按声调和韵部编排的韵书和韵图。现有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残卷和唐朝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这几部书保存了古今方国之音，是我们上推古音、下联今音的桥梁。其后的《广韵》、《集韵》也是这类的韵书。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根据14世纪北方音写成，是研究现代普通话的重要历史文献。现代所见的最早的韵图是无名氏的《韵镜》、郑樵的《七音略》，这是通过声韵调配合的表格，反映《切韵》语音系统的。其后有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宋朝的《四声等子》和元朝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这些则是基本上根据宋、元的语音系统所作，而和早期的韵图、《韵镜》、《七音略》有显著的差别。
③ 第三个阶段，从清初至清末(1644～1911)，是全面发展的阶段。此阶段是中国语言研究最有成绩的时代。首先在《说文解字》研究中，产生了被称为《说文》四大家的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它注释精确，不迷信许慎，能有批判地接受《说文解字》，它有历史观点，常常能指出语义发展的过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按他所定古韵18部和形声声符编排，由于能以声音、训诂相通之理阐解《说文》，往往能打破字形的隔阂而看出语义上的联系。其次，在古音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韵为10部，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逐步修正，使古韵分部基本成为定论。钱大昕在声母研究上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千古不刊之论。由于古音学的发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他们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明确提出了“以古音求古义，不拘形体”的科学见解，打破了字形束缚，给语义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④ 第四个阶段，从清末至现在，是西学东渐，中国现代语言学建立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学者注意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时期。在语法研究上，马建忠学习西方拉丁语的葛郎玛，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其后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等逐步有所发展， 逐步建立起了汉语语法体系。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古音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B.J.卡尔格伦）利用现代语言学原理研究中国音韵学， 写成 《中国音韵学研究》（四卷，1915～1926）一书，构拟中古的音值，重建了中古的语音系统。在西方汉学家的影响下，方言研究也蓬勃兴起，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钟祥方言记》，罗常培的《夏门音系》、《临川音系》等奠定了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方言普查，为方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现代汉语词典》于1973年问世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称赞。
在中国语言学和汉语史研究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已经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和《汉语史稿》 及其他专家的一些论著， 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前人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进行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此外，历代的文学作品(包括韵文、散文)、历史著作（如《史记》）等也都是我们进行汉语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各地的方言，是进行汉语史研究的活生生的材料。我们的研究资料如此丰富，尚需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地审查研究的对象，辨别史料的时代和真伪，深入细致地进行观察，注意一般和特殊，避免孤证。同时，注意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语言自身各方面的联系，语言发展的过程和方向，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要随着学科的更新，运用研究语言的现代化设备等等，使汉语史研究不断深化。
中国系统的汉语史研究刚刚开始，要建立完整详密的汉语史体系，还有待我们作周密的研究。
参考书目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上海，1943～1944年，1954年重印。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上海，1942～1944年，1956年修订再版。
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北京，1951～1958年，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