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约97）(卷名：中国文学)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8岁时“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从师著名学者班彪。家贫，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之书。同郡谢夷吾曾赞扬他的才学“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他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作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几任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公车征召，王充不就。和帝永元中，病逝于家中。王充的著作今存《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亡佚）。另有《政务》、《讥俗》、《备乏》、《禁酒》、《养性》等，均已失传。
王充在《论衡》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迷信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气”所组成；人“死而精气灭”，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它不能主宰社会人事，否定了“灾异”、“祥瑞”等荒诞不经之说，给予唯心主义神学以有力的打击。王充从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出发，论述了关于文章写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认为“美”和“善”是密切联系的，“美善不空”，不善的作品也就不美。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了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①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
王充指出，当时“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他之所以写《论衡》，正是有感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论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疾虚妄”。王充特别称赞桓谭的《新论》，即是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他主张文章内容必须绝对真实，这一点对后来强调文学必须写实的批评家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②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而所谓“世用”的具体内容即是要能够劝善惩恶。他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王充说古代贤圣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无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要对社会的政治、道德、风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而这种劝善惩恶、有补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实的内容密切相关。
③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坚决反对徒有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华伪”之作。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文词只是实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他重视内容的主导作用，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充对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定贤》），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④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学盛行，模拟因袭的风气十分严重。王充一反这种时俗风气，重“作”不重“述”。在《佚文》篇中，他说文人之文共有五种，而其中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为五类，最有才能的是“鸿儒”，其特点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坚决反对那种“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的因袭之作。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鲁国史学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于胸中”。王充认为模拟因袭风气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好古而贱今。他在《齐世》、《案书》等篇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是愈来愈进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贱所见，贵所闻”（《齐世》）是毫无道理的。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依据。复古模拟的结果只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王充的这种文学进化观对六朝的葛洪、刘勰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⑤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王充认为书面语言和口语应当是一致的。他说古人文章中的语言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自纪》），因此他自己写《论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观”。“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他认为：“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为此，他对汉赋的语言作了严厉的批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
王充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所讲的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内，然而他又没有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区别。他用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要求文学作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他强调真实，只是事实的真实，因此把艺术创作所必须的虚构和夸张描写也都否定了。例如他在《书虚》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虚妄不实的具体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种夸张说法，而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内容。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书上的夸张描写，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对除经书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夸张描写都加以否定了。至于虚构，在他看来自然更不能允许了。此外，王充在批判形式主义倾向、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时，也表现出忽视艺术性的缺点。他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自纪》）这种看法也是有片面性的。
《论衡》通行本有《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近人刘盻遂有《论衡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