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卷名：经济学)
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纳绢是以蚕桑副业为前提的，永业田原为隋代桑田的演递，其用意在于鼓励蚕桑；纳绢办法客观上推进了蚕桑副业，有助于丝绸业的发展，并有利于耕织结合的加固。
唐代均田制，特许王公、贵族、官僚按品级占有大面积的永业田，而不负担租庸调；一般农民虽不能保证受田百亩，却要按上述规定承担赋役。与此同时，除租庸调外，还有户税（按各户资财分等别纳钱）和地税（按地亩纳粟），这对纳租庸调的农户来说是重复征课。另外，役的负担从唐初以来即日益繁重，农民处于重赋重役之下，逃亡问题渐趋严重。
据《通典》作者杜佑估计，天宝年间纳租庸调的课丁约有820余万，共输粟1260余万石，绢740余万匹（1匹＝4丈），绵185万余屯（1屯＝6两），布1605万余端（1端＝5丈）。同时纳户税和地税的计帐户约有890余万，共纳户税钱 222万余贯，地税1246万余石。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唐王朝财政制度陷入混乱状态。
租庸调法既以均田制为存在的依据，而均田制自始既未能保证百亩授田，土地买卖之风又使均田制趋于瓦解，加上安史之乱以后的动乱局面，均田制至大历年间已无法继续下去，租庸调法遂于德宗建中元年 （780）为两税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