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1619～1692)(卷名：心理学)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社会背景上，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百家争鸣”的高潮。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开“六经”生面而振兴民族为己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富有创见的大师，其学术成就精深博大。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阐发其精华，不仅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论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心理学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王夫之从气本体的唯物一元论出发，提出了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关于形神关系。他肯定心理离不开人的形体:“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尚书引义》卷六）。关于心物关系，他认为心理离不开外物的影响，必须“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张子正蒙注》卷九）。他还初步触及到心理与活动的关系，认为人的心理只有“昼夜用而不息”才能发展，人的才能“以用而日生”，人的思维“以用而不竭”（《周易外传》卷四）。在人性论问题上，他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命题，指出人性不是“一受成型”，而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因此，他就特别强调“习与性成”，肯定随着习的形成和发展，性也一起获得了形成和发展。
王夫之根据自己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对人的各种心理都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在认识过程方面，他肯定认识的基本条件是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卷一）。认为耳目之官是重要的，“无形无象”的心“必依所尝见闻者以为影质，见闻所不习者，心不能现其象”（《张子正蒙注》卷三）。但耳目之知也有局限性。它犹如镜子，只能见物之影，不能见物之理；在认识外物时，必须既用耳目，又用心思，才能获得既见影又见理的完全知识。关于知行关系，他建立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学说，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峰。在情、欲问题方面，他不同意“性之生情”的说法，认为人初生只有“甘食悦色”一类的“好”，然后在此基础上“蕃变流转”，而逐渐发展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种种情感。他把欲依次分为声色、货利、权势和事功4种。他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了“理欲合性”，即天理和人欲都合乎自然的见解，从而肯定人们对待情欲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遵循“絜矩之道”，“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在志、意问题方面，他认为志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特点，其基本命题为，志是“人心之至”、“心之所期为”；意是“因事而发，欲有所为”。志与意相较，其各自的特征是:意是“因一时之感动而产生”，志则“未有事而豫定”（《张子正蒙注》卷四）；意“乍随物感而起”，旋起旋变，志则“事所自立而不可易”（《张子正蒙注》卷六）。在智、能问题方面，他说：“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心固有之知能”，系先天因素；“得学而适遇”，系后天因素。可见他明确主张智、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得学而适遇”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王夫之著述甚丰，但全部著作生前均未刊布。他的遗著有100多种，400余卷。其中论及心理学思想较多的，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四书训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