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卷名：哲学)
中国明代哲学家，心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生平活动 王守仁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1岁前在祖父王伦培养下成长。后随父亲王华到北京任所，一度热心骑射，继又研习兵法。18岁时在回余姚的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很受启发。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弄权，王守仁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被刘瑾廷杖，后系狱，不久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时他发生重要的思想转变，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背弃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致知说，并在当地建立龙冈书院。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其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他在此首次演讲知行合一说。刘瑾伏诛后，他历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等职，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弟子徐爱等人讲述他的大学格物新说与知行合一说。后经徐爱记录整理，成为《传习录》，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马政，讲学规模渐大，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升任南赣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后，强调思想统治，重视教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使赣南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这期间他在赣县修建濂溪书院，刻印古本《大学》，印发《朱子晚年定论》、其弟子薛侃出版了《传习录》。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仅用35日即生擒宸濠。事遂，奉敕兼巡抚江西。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提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认为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若信得这三字，譬之操舟得舵。
明世宗继位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封新建伯。此时王守仁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排挤，疏乞归省，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1527)过着退隐生活。其间他续刻增订《传习录》，修建稽山书院，其弟子创建阳明书院。他的“拔本塞源论”和一系列重要书信及《传习录》下册，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弟子还为他刻印《阳明先生文录》及《居夷集》等。
嘉靖六年五月朝廷起用王守仁，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得逞后，为加强思想统治，王守仁兴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推行儒学。在他出征广西之前，录下了全面阐述他哲学思想的《大学问》。
嘉靖七年王守仁病重，上疏请求回乡养病，翌年初卒于回归途中的江西南安。
哲学思想 王守仁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与朱熹对立。朱熹将《大学》一书分为经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王守仁则认为原无经传可分，更无经传可补。朱熹重视“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诚意”之先；王守仁则认为格致本于诚意，以诚意为主。朱熹将心与理析而为二，把知与行分离开来；王守仁则主张心与理一，知与行合。朱熹以格物为穷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对经典的一字一句细心理会；王守仁则认为朱熹这种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他以格物为正心，要求发挥良知的作用，以良知为评判事理的标准和解释经典的根据。他们虽然都反对佛老的虚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思想琐屑支离，不足以驳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与陆九渊接近。他们都在根本观点上强调心与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简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继承于陆九渊。他的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不但与朱熹的思想相对立，也与陆九渊的学说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完成了一个心学体系。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王守仁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低？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因此，没有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离开天地万物，也就没有我的灵明。王守仁认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对立，进而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王守仁心学的特点是他的“良知说”。他认为，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录”，“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但良知为人心之所固有。他又说，良知是“天渊”，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又称为“太虚”。天地万物在太虚中发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发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王守仁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观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即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良知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都是相对的，但良知是绝对的，因此他称之为“至善”或“无善无恶”。他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现了王守仁思想的内在矛盾，引起了王门后学的争论和分裂。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评价与作用 黄宗羲认为王守仁学术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始泛滥于辞章，继出入于佛老，最后归本于孔孟，建立了知行合一说。黄宗羲又将成熟以后的王守仁学问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即以心为本除去格物致知等向外工夫，其方法是默坐澄心，收敛此心；其次是江西平定宸濠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认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故不必专以默坐澄心为目的，良知自能收敛，自能发散；最后是退隐在故乡的晚年，思想完全成熟，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
王守仁哲学力图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与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达 150年之久，形成了阳明学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观的知识，只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规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产生了“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废学，一切解脱。一些学者把这些流弊视为明朝灭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着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为中国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后来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