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文学(卷名：外国文学)
10世纪中叶前，越南藩属于中国，在这段时期里，至今尚未发现有成文的文学，只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流传，如《貉龙君传》、《山精水精》、《雍圣》等民间神话故事和一些民歌、民谣等。
民族民主革命前的文学 10世纪中越南建立第一个独立王朝至“勤王运动”时期（1885～约1900），它的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中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009年李公蕴建朝后，曾于1010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这个诏书是越南至今尚存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越南文学的滥觞。它是用成熟的汉文写成。李朝定佛教为国教，史载1018年曾遣道清和尚赴中国迎请《三藏经》，说明当时佛教思想已成为越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朝廷又大力提倡儒学，1070年在首都建立文庙，塑孔子、周公像。1075年开科取士，一仿汉制。翌年设国子监，以培养人才。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李朝定汉文为全国通用文字。在此时期内虽然尚无较长篇的著作出现，但诗歌书启多有流传。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当时越南文学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陈朝(1226～1400)时期，由于独立日久，民族意识发展。据传朝臣韩诠首创越南国音字“字喃”，和汉字掺杂使用。字喃的构成基础仍是汉字，有些比汉字还复杂，不易在群众中普及推广，但在文人中间却逐渐被用以进行创作。15至16世纪时，阮廌、黎思诚等人写出了大量的字喃诗作。18至19世纪时，字喃文学达到成熟阶段，许多古典名著如《宫怨吟曲》、《金云翘传》、(根据中国青心才人著的小说《金云翘传》改写）、《花笺传》、《蓼云仙传》等，先后问世。女诗人胡春香的诗和阮攸的著作，则是字喃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随着字喃的产生，越南诗歌形式也有所发展。作家们依据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结合越南民歌，创造出了一种新诗体──六八诗体；后又将汉文七言诗与六八体诗组合成双七六八诗体。这两种诗体在民间广泛流传。此外，赋这一文体也被采用，19世纪后，更发展为用字喃写赋。
汉文一直受到官方的提倡，一些自认为“正统”的文人也歧视字喃文学，所以在文坛上占优势的仍然是汉语文学。皇帝黎思诚就曾集文臣28人，建“骚坛会”，有组织地进行汉语诗文创作。黎朝后期，社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这时期的文学既丰富而又复杂。著名的古典作家阮攸、邓陈琨等人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1885年，法帝国主义全部占领越南。越南文坛开始分化：一部分人不甘心当亡国奴，或以诗文为武器，或投笔从戎；但也有一些人逃避现实或投靠法国占领者。生活的现实直接地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占文坛主导地位的是民族革命者的战斗文学。这些人既是作家又是勤王领袖，他们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檄文、传单，充满对敌人的仇恨和爱国爱民的热忱（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孔孟思想的束缚）。如潘文治、潘廷逢等揭露、批判投降派的诗文，阮廷炤、阮春温、阮光碧、阮通等人的诗作，都是越南抗法文学中有价值的遗产。安屠(阮劝)、秀昌（陈济昌）则成为越南讽刺诗歌承前启后的人物。而孙寿祥、黄高凯等，则沦为投降派的代表。
19世纪末，国语(拉丁化越南文)开始被采用。1865年，越南官方在西贡出版了《嘉定报》，1892年在河内出版了《大南同文日报》，在这两种报纸上发表的黄靖虢、张永纪等人的作品，便是越南国语文学的雏型。
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 抗法勤王运动失败后，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康有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开始组织“维新会”、“东京义塾”、“越南光复会”等团体，传播新思想。日本在东方的崛起，使他们受到启发，于是掀起留学日本的“东游运动”。潘氏的《越南亡国史》、《海外血书》等汉文作品，就在此时写成。此外，黄叔抗、阮尚贤、吴德继等人的诗文，也都能阐明团结抗法的意义，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是：旧的韵文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国语散文文学得到发展。“东京义塾”大力号召人民学习国语。一些新办的报刊，对此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进步文坛上一时汉文、字喃、国语文学兼存并茂。在辛亥革命对越南产生巨大影响后，中国的“五四”运动又很快波及越南，反帝反封建的作家队伍更加壮大。
为了抵消爱国文学的影响，法国殖民者在百般加以限制的同时，指派阮文永、范琼等人出面创办《东洋杂志》(1913～1917)和《南风杂志》(1917～1934)等，宣扬儒家和佛教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企图麻痹人民的斗志。但在上述报刊中，也有一部分人如阮有进、阮杜牡、潘继秉、阮文素等，却冲破樊篱，把东西方（主要是中国和法国）一些有进步意义的作品翻译介绍到越南，对越南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统治阶级始料所不及。文学体裁也渐趋完备，报告文学、政论、短篇小说、新闻报道、戏剧等开始在越南文坛上出现。拉丁化越南文逐渐取代了汉文和字喃。作家的创作题材也更多地涉及现实的社会问题。胡表政、阮伯学、范维逊、黄玉珀、阮重术等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成了越南新文学的先驱者。
20世纪30年代，越南安沛起义失败，义静苏维埃政权瓦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文化受到严重摧残。有些作家悲观失望，写了大量伤感主义作品，代表者有团如奎、陈俊凯、东湖、湘浦夫人、伞沱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自力文团”小组，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家族制，要求思想自由、恋爱自由，并提出“青春快乐”的口号，宣扬努力改善生活；出版了《风化》、《今日》两种刊物。主办者一零、概兴等人写出了《断绝》、《蝶魂梦仙》、《花担子》等浪漫主义小说。“文团”中也有一些作家如阮公欢、秀肥、吴必素等则致力于反映社会现实。“文团”的成员在越南语言规范化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使它的表达能力更臻完善。这时期思想自由的要求也影响到文艺形式，年轻的诗人开始写作新诗。刘重庐、世旅、辉通、春妙、辉瑾等都是在这时期涌现的。
1936年，法国平民阵线执政，殖民当局对越南的文化政策略有放松，许多进步的越、法文报刊如《民众》、《人民》、《劳动》、《集合》、《我们的声音》等相继出版。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得以在文坛上占一定地位。阮公欢、吴必素、元鸿等人的长篇创作和秀肥的讽刺诗，都在这时期问世。文艺理论领域中海潮和少山关于“艺术为艺术”与“艺术为人生”的争论，关于《金云翘传》以及《暴风骤雨》(武重凤)的不同评价等，都对越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除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等在民间广泛流传外，翻译文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介绍到越南。
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同年9月，日军进驻越南。越南文坛遭到摧残。南高的《死亡线上的挣扎》，较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情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出现一股反动的文艺思潮，以黎文章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揉和了德国尼采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塑造出一些超人的“雄人”形象。纵欲文学也应运而生，它们把在日本占领下的青年引上歧途。
1943年，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针对文化阵线上这种混乱局面，发表了《越南文化提纲》，指出文学艺术应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科学性”。此后，在日法势力控制之外的地区都先后成立了“文化救国小组”，团结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为解放祖国的事业而奋斗。
八月革命后的文学 革命成功后，“文化救国小组”召开第一次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重新发表《越南文化提纲》，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张酒发表《越南文艺的未来》一文，对印度支那共产党所制定的文艺路线进行攻击，受到邓台梅、阮廷诗、怀青等的驳斥。
1946年，抗战开始，文学艺术获得很大发展，不少作家参加扫盲工作，深入实际，为抗战服务。特别在全国文化、文艺会议召开并成立“越南文艺会”(1948)之后，作家参加游击队或深入敌后，推动了群众性创作活动的开展。1951至1952年首次举办文学评奖竞赛，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家，武辉心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如侬国振、盘才团也在这时被发现。
1954年，越南抗战胜利，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同年10月，越南文艺界在河内召开了包括南方代表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9年，越南文学研究会成立，创办了《文学研究集刊》。1961年，越北自治区文艺分会成立，为少数民族更好地发展文学艺术创造了条件。
从1954至1975这20多年里，越南的和平建设时期只维持几年，大部时间仍处于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但文学创作的体裁和题材都更加多样和广泛，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越南诗选集》（1945～1960）和《越南诗》(1945～1975)收入新老诗人和南方诗人的作品。短篇小说集《文选》收入1945至1956年有代表性的作品。《短篇小说选》收入1960至1970年的作品。 阮辉想、 元玉、元鸿等作家都写出了比较成功的中长篇小说。其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友梅的《领空》（1971～1974）、勇河的《金星》(1974)、潘思的《阿敏和我》(1972)和朱文的《海上风暴》(1969)等。这一时期，武玉潘、阮董之整理编纂的《越南民间故事》（1963）和《越南故事的宝库》(1973)出版；许多越南古典名著(汉文和字喃作品)被译成通俗易懂的拉丁化越南文；收集编印有关古典名作家如阮廌、阮攸、阮廷炤等人的资料；编纂出版各类文学史；开拓了文学领域的新园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邓台梅、怀青、张政、阮廷诗、春妙等人有关文学创作的论著，很受文艺界的重视。
50年代越南和平恢复不久，以阮有当、陈寅、黎达、黄琴等人为首的一批作家主办的《人文》、《佳品》等刊物出版，开展文艺批评。作家素友的《越北》诗集成了主要的批评对象。这场激烈的争论涉及面较广，许多作家受到影响，文坛上一时出现混乱，直到1958年才告一段落。
越南南方文艺工作者虽然处在美国和吴庭艳、陈文香、阮文绍等反动集团统治下，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但他们仍能坚持创作，使南方的文学得到不断发展。他们反对殖民文化，反对颓废文学，提倡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古代英雄人物，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如描写人民对地主的斗争的《诺难》，揭露走狗卖国贼嘴脸的《爬虫的儿子》，描写战争情况的《象飞翔着的鸟翼一样》等。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剧种如剧、嘲剧等都得到恢复。胡志明主席用汉字写的《狱中日记》诗集也在此时发表。
参考书目
文新、阮鸿峰等：《越南文学史初稿》(5册)，河内，1957。
黎贵惇小组：《越南文学史略》(3册)，河内，1957。
黄如梅：《越南现代文学(1945～1960)》，河内，1961。
《越南文学史初稿(1930～1945)》，河内，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