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卷名：外国文学)
一、中世纪文学
古英语文学 英格兰岛的早期居民凯尔特人和其他部族，没有留下书面文学作品。5世纪时，原住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侵入英国，他们的史诗《贝奥武甫》传了下来。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杀巨魔、斗毒龙，并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为民捐躯。它的背景和情节是北欧的，但掺有基督教成分，显示出史诗曾几经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纪的手抄本里的版本来看，诗的结构完整，写法生动，所用的头韵、重读字和代称体现了古英语诗歌的特色。
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出现了宗教文学。僧侣们用拉丁文写书，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国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难得的史实，又有富于哲理的传说，受到推崇，并译成了英文。
此后，丹麦人入侵，不少寺院毁于兵火，学术凋零。9世纪末，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时着手振兴学术，请了一批学者将拉丁文著作译为英文，并鼓励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用英国当地语言写史的开始。
中古英语文学 1066年诺曼人入侵，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也带来了一批说法语的贵族。古英语受到了统治阶层语言的影响，本身也在起着变化，12世纪后发展为中古英语。文学上也出现了新风尚，盛行用韵文写的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和对高贵妇人的爱，其中艺术性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它用头韵体诗写成，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属下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
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乔叟的创作历程，从早期对法国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进到后来英国本色的写实，表明了英国文学的自信。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优美、活泼的韵文，描写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态言谈；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各人所讲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时，还有教会小职员兰格伦写的头韵体长诗《农夫皮尔斯》(一译《农夫彼得之梦》)，用梦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征，写出了1381年农民暴动前后的农村现实，笔锋常带严峻的是非之感。同样宣泄下层人民情绪的还有民间歌谣，它们往往是在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之后才写定的，其中最初见于15世纪抄本的罗宾汉歌谣，描绘了一群农民劫富济贫、打击教会僧侣和执法吏的事迹，传诵至今。
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6世纪，由于新航路发现后海外贸易发达，英国国力逐渐充实，民族主义高涨，1588年一举击败大陆强国西班牙派来入侵的“无敌舰队”。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活动频繁、佳作竞出的文艺复兴局面。
一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是以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开始的。大学里恢复了古希腊语的教学，接着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众多的学者、作家将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意、法等国的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了早期近代英语。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纷纷从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有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这部作品借一个旅行者谈海外见闻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和宗教压迫而崇尚学术的理想社会，而对为了能多产羊毛而大规模圈地、迫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的“羊吃人”的现实英国作了有力的谴责。
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大批诗集出版，开一时风气的重要诗选也陆续问世，其中《杂集》(1557)发表了华埃特和萨里两人对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仿作，使这一诗体在英国生根。到了90年代，锡德尼等著名诗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诗集，虽然仍以歌颂爱情为主，却能突破旧格局而注入新内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还有其他诗体，或抒情，或叙事，或讽刺，或探讨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则数斯宾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90～1596)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利用中古骑士传奇的体裁，以寓言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却反对天主教而歌颂作为英国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传达了正在兴起的清教主义的严峻的道德观，并且出之以优美而多变的韵文，使得斯宾塞不仅独步当时诗坛，而且成为后世讲究诗艺的作家所仰慕的“诗人的诗人”。
诗歌的成就还包括无韵体诗在剧本里的成功运用。诗同剧的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文学最骄傲的成果：诗剧。从16世纪80年代起，诗剧作者们摆脱了中古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新戏剧，敏锐、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第一个成功地使无韵体诗变成戏剧媒介的是马洛。他用“壮丽的诗句”写壮丽的人物，如《帖木儿》（1590）中的中亚大帝国的创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中的追求无限知识的德国博士，同时又在《爱德华二世》（1594）里将一个国王的遭遇写成了英国第一个历史剧。马洛早死，但是诗剧继续成长，经过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尔顿、马斯顿、海伍德等人的创作实践，题材扩大，技巧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莎士比亚是演员和剧作家，一生写了37部剧本。他博采众长而又自有创造，在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各方面都写出了杰作。他的 9个历史剧包括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之间连续300年的英国历史，场面之大实属空前，而作者也写得波澜壮阔，反封建、反内战，热情地歌颂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的喜剧活泼多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仲夏夜之梦》（1596）和《皆大欢喜》(1600)又充满浪漫诗情，令人神驰；《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动的法庭对抗的场景提出了海外贸易和犹太人放高利贷等经济问题；而结构完整、语言锋利则又数揭露清教徒虚伪的《第十二夜》(1601)。他写悲剧的天才首先见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这个歌颂自由恋爱的剧本象朝露一样新鲜，而一对纯真青年的死又对封建门第的残酷作了有力的控诉，为后来的西欧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又一个有长远吸引力的主题。1600年以后，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练，创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剧，其中《哈姆雷特》(1601)写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面对邪恶势力，在怀疑、犹豫之后终于为“重整乾坤”而献出生命；《奥瑟罗》（1604）写一个威尼斯的黑人大将虽然武功盖世，却仍然受到邪恶势力的捉弄，以至亲手杀了无辜的爱妻；《李尔王》(1606)写一个国王在老年做了极不合情理的事，因此也受到极不合情理的对待，终于流落在民间，而在这过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麦克白》(1606)则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毁灭性，在充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里，作者却让他笔下的罪人不时剖析内心，沉思和反省给了这个悲剧以更大的深度。这一时期的作品标志着莎士比亚达到了他的戏剧艺术的顶点。以后他转入传奇剧的写作，以宽恕和解为主题，其中《暴风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末期，诗剧仍然繁荣，不仅有鲍蒙特与弗莱彻等人在写传奇剧，还出现了莎士比亚所未曾尝试的社会讽刺剧，其代表作家是琼森。他的最好的剧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炼金术士》（1610年上演），它们把17世纪初年伦敦社会上的骗子、方士、食客、荡妇、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尽致，诗句也典丽有力。但琼森后来为了投合宫廷所好而去写假面剧。同时舞台上出现了韦伯斯特、特纳等人写的凶杀剧，他们以绝好的诗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诗剧的败象已现。等到福特、修莱等人的剧本上演，不仅内容猥琐，韵文也虚浮，深为在政治上日益强大、信仰清教主义的资产阶级所不喜，他们所控制的国会于1642年通过法令，封闭了所有戏院。从16世纪兴起的英国诗剧，在经历了60年的光辉灿烂的成长过程之后，至此乃告衰竭。
文艺复兴文学中还有丰富多采的散文作品。16世纪的英语虽然稍嫌芜杂，却十分富于表达力，叙事、状物、写景、辩难，无所不能，因此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散文，繁丽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晓畅如纳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绵密雅洁如胡克的《论教会政策的法则》(1594～1597)，简约隽永如培根的《随笔》(1597～1625)。上述黎里与纳什二书也是原始形态的小说。此外还有德洛尼写小城镇手工业者的三本书，特别是写鞋匠的《高贵的行业》(1600)，在细节的叙述上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由于这时英语表达力强，所以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如诺斯所译的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1579)和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1603)。它们都是莎士比亚参考过的书。17世纪初最重要的译作则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是47位学者集体翻译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用词纯朴而富于形象，韵律也饶声调之美，对后来的英语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以上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翻译等方面的活动成就卓越，尤以诗剧为最，使这一时期文学成为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
三、17世纪文学
16、17世纪之交，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加深，人心动荡，反映于文学的，除了上述诗剧的衰败，还有在散文作品中围绕政治与宗教问题的论争文章的急剧增多，在诗歌中出现了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和一些称为骑士派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前者用新奇的形象和节奏写怀疑与信念交替的复杂心情，显示出当时科学大进展冲击传统文化的影响；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末世情调。
17世纪40年代，革命终于爆发。人民经过公开审判，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打了一场激烈的内战之后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文学上，革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印行，各种集团特别是属于革命阵营左翼的平均派和掘地派通过它们来发表政见，其中李尔本、温斯坦利等人写得犀利有力；二是出现了一个革命的大诗人──弥尔顿。
弥尔顿对于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政论文。从1641年起，他搁下了早以优美著称的诗笔，而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许多政论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处死国王的革命行动辩护，也发表他的进步主张，如《论离婚》(1643)和《论出版自由》(1644)。他的文章虽然句式繁复，却有雄奇之美，在英国散文中自成一格。
1660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王政复辟。这时弥尔顿已经双目失明，受着政治迫害，但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写进了他一生最后的三大作品。首先是《失乐园》(1667)。这首以人类祖先失去乐园的圣经故事为主题的史诗表达了作者的清教主义，而在对于撒旦的描写中则又倾注着他的革命思想，正是那些歌颂叛逆者的响亮诗行构成了诗中最动人的篇章。继之而来的《复乐园》(1671)叙述耶稣拒绝撒旦诱惑的节操，虽见平淡，仍多佳句。同时出版的《力士参孙》是英文中最出色的希腊式古典悲剧，结构严谨而人物突出。作者写参孙双目失明，身陷囹圄，而仍力抗强暴，终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当中有弥尔顿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回顾，炽热的情感溢出诗行，表示他依然壮怀激烈，不变革命初衷。在艺术上弥尔顿力求完美，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为典范，然又不失英国本色，在他的笔下无韵诗更具有庄严灿烂之美，表现了“雄伟的风格”。
王政复辟以后，文学风气为之一变，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法国式的“英雄悲剧”和反映浮华、轻佻的贵族生活的“风尚喜剧”。这类喜剧中也有意存讽刺的，如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1700)。这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德莱顿，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主要成就在政治讽刺诗和文论。也有作家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来自下层人民的班扬，他的《天路历程》(1678)用朴素而生动的文字和寓言的形式叙述了虔诚教徒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的经历，对居住在“名利场”的上层人物作了严峻的谴责。这里有清教主义的回响，而作品的卓越的叙事能力又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前驱。
还有两类散文作品，带来了新气象。一类是科学文章。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会员用“工匠、乡下人、商人的语言”，尽力把一切事物表达得“象数学那样朴实无华”。另一类是哲学著作，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特别是洛克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契约论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求实的文风和民主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国王虽复位，实权还在他们手里。1688年，他们把另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赶下了台，从此政权被商人和地主的联盟所牢牢掌握，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 (1709～1711) ，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
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讽刺之，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振，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引起了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伪造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80年代之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五、19世纪文学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汗》(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袴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
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 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至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
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又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描绘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吉卜林写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动的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是19世纪末年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新发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朴以求新鲜，吉卜林的活泼和嘲讽，都使英国小说更加丰富多采。更向前看则十分讲究小说艺术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和波兰人康拉德已在向英国文坛叩门。然而这一时期的大小说家则是诗人哈代。他集中写多塞特郡的农村人物，他们生活简朴而感情强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受命运的捉弄，他们灵魂的善良、纯洁更加反衬出“不朽者之主管”的冷漠和残酷。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爱又深思的小说，如《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后的一批优秀成果，它们成功地使农村的土壤气息、诗样的温情和严峻的宇宙观相结合。
总起来说，19世纪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使英国小说登上了新的峰巅。它的现实主义深化了，它的艺术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国的，而又对世界文学投下了它的深远的影响。
诗歌也在继续发展。浪漫主义余波不息，济慈与雪莱的影响尤著。19世纪中叶的英国诗坛，出现了丁尼生与布朗宁双峰并峙的局面。丁尼生一生致力于提高诗的艺术，技巧圆熟，抒情、叙事皆精，长诗《悼念》(1850)深刻地写出了诗人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感到的信仰危机，虽然最后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动人处则在表达怀疑与不安的段落。布朗宁在题材和技巧上进行了多种试验，短诗、长篇都有优秀作品；他特别长于用口语化的词句描绘人物的内心，写了一系列“戏剧性独白”，跌宕生动，为其最成功的创作。此外阿诺德力图以古典主义的含蓄纠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时写了一些好诗，但后来转向文艺和思想评论，另有重大建树。这时也出现了一个“先拉斐尔兄弟会”的流派，他们认为当时艺术萎靡板滞，应该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素朴真纯，在诗歌方面以罗塞蒂的《神女》(1850)为代表作；其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写了清新、哀惋的抒情诗，其特点是富于宗教感。另一个重要诗人斯温伯恩则歌颂民主主义和男女间的性爱，所作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波德莱尔的影响，声韵与形象富于暗示，颇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诗集《诗与谣》(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时。“先拉斐尔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则是前述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的作者莫里斯，其巨制《地上乐园》(1868～1870)是乔叟式的故事合集，然而更富浪漫色彩；后来他写中世纪北欧英雄《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诗风变得古朴雄迈；80年代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用诗来激励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写巴黎公社战斗的长诗《美好未来的追求者》(1885～1886)是新型的力作。
“先拉斐尔派”的唯美倾向在90年代演变为后起作家的唯美主义。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为它提供了美学理论，实践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王尔德和几个结成“吟诗者俱乐部”的青年诗人。然而后者只有零星佳作，王尔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义的作品，而在他的讽刺性的社会喜剧，如《认真的重要》(1895)。戏剧的复兴是这个发展迅速、杰作不断涌现的世纪的最后一件文学大事，正是戏剧革新家萧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点，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
六、20世纪文学
20世纪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首先是爱尔兰人萧来到伦敦，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着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出了51个剧本，其中有《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等名作，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萧的出现使过去一百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
新戏剧的另外一支强大力量也来自爱尔兰。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诗人叶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们自己的和新起的爱尔兰作者包括辛格和奥凯西的剧本。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和奥凯西的《朱诺和孔雀》(1924)都是杰作，他们不但成功地写了爱尔兰题材，而且在戏剧语言上有重大的创新。叶芝写了《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一剧，鼓舞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他又在戏剧艺术方面多所试验，但在诗歌方面他的成就更为突出，早期诗作以优美著称，后来则写得精粹深刻，吸收而又超越现代主义，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诗人之一。
在英格兰本土，两次世界大战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14至1918年的战争，英国虽胜而遭受重大损失，一整代有才华的青年死于战壕。战争文学几乎全是创伤文学。炮火初停，仍然疮痍满目，在精神的废墟上出现了现代派文艺，其诗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它用新奇的形象、多变的韵律和通过大量引文对比古今各国文化的手法来写西方文明的危机感，造成了一时影响。现代派还发表文学理论，为他们作品的晦涩与险僻辩护，又对过去的作家重作评价，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诗人弥尔顿与雪莱，而扬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在小说方面，战前已有詹姆斯、康拉德等人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与动机的细致分析，战后又有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维·吴尔夫，既撰文抨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本涅特等人的旧现实主义小说为不真实，又创作《到灯塔去》(1927)等小说来展示“意识流”的新技巧。运用“意识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细致、深入地写现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琐，在结构和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重要的现代小说作家劳伦斯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畸形生活，并用火样的热情和明亮的语言表达了对于一种身心和谐、情感与智慧融合的圆满生活的追求。《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
在这些创新活动的同时，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写法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就诗而论，哈代在20世纪初放弃小说创作而重新拾起诗笔，不但写出了真挚深刻的抒情诗，而且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剧《列王》(1903，1906，1908) 。他不追随任何流派而自成一家，但由于他深深植根于英国农村人民的纯朴生活，对历史和人生也长久思索过其意义，又有相应的貌似古拙实则敏感而又强烈的语言，因此诗作质朴而深沉，秀美而有力，近年来其诗名几乎超过他在小说方面的声誉。
在小说方面，继续现实主义传统的更大有人在。老一辈作家中，威尔斯不止善写科学幻想小说，而且长于描绘伦敦小市民的职业生涯，高尔斯华绥用上层人士的语言写资产者福赛特的家史，本涅特和毛姆用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人们的情感生活，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着重写人与人之间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达了东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赫胥黎则利用他对于科学和文艺的广博知识，写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里的困惑。20年代之末出现了普里斯特利的《好伙伴》(1929)，写一个民间剧团在各处演出时的遭遇，发扬了狄更斯的喜剧式的现实主义传统。
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30年代的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紧张搏斗，使得全英国的作家比平常更加关心政治。奥登、斯彭德、刘易斯、麦克尼斯等青年诗人在技巧上受现代主义影响，在内容上却反对资本主义。小说家衣修午德也在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他的《再见吧，柏林》(1939)等反法西斯小说表现了他的才华，而后来的作品则有负读者的期望。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考德威尔的优秀著作，如《幻觉与现实：诗的源泉研究》(1937)。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进步文学也在活跃。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在掀起“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后，又写了歌颂大罢工的《受难的玫瑰之歌》（1926）和献给列宁的颂歌；他的战友格拉西克·吉本则用诗一样的散文写了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苏格兰人之书》 (1932～1934) 。威尔士地区有矿工作家刘易斯·琼斯写自己和伙伴们的战斗经历，甚至后来被目为颓废诗人的迪兰·托马斯在其初期的作品里也颇有反资本主义的激情。爱尔兰这时已经独立，但是移居英格兰的奥凯西并未停止战斗，他写出了《星儿变红了》（1940）和《给我红玫瑰》(1943)等直接表现工人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的卓越剧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以后，英国文坛仍然名作不断。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4）写下了一个诗人在战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于生、死、历史的沉思，这里已无多少现代派的手法，诗句变得素净而深挚。也曾以新颖手法惊世的女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在后期作品里表达了她对于人类面临原子弹威胁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写人的罪恶的存在，继深刻的《问题的核心》(1948)等书之后，又写了一系列他自己称为“消遣品”的惊险小说。另一个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原来长于讽刺，在大战后期则写了怀念风流往日的长篇小说《旧地重游》（1945）。乔治·奥威尔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的戒惧。安格斯·威尔逊用狄更斯的笔法写伦敦知识分子的生活。威廉·戈尔丁在《蝇王》(1955)一书里写下了暴露人性丑恶的新寓言。两个小说家开始了卷帙浩繁的连组小说的写作，即安东尼·坡威尔和查·珀·斯诺；前者借用乐曲的结构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充满了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后者则用科学家的客观眼光，解剖了现代英国上层人士之间的权力争夺。
战后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另有一番心情。他们大多是在工党当政后的福利国家里成长起来的，靠公家津贴才上了大学，然而在阶级依然分明的英国，他们又感到处处碰壁，因而出现“愤怒的青年”的文学。韦恩的《每况愈下》(1954)、艾米斯的《幸运儿吉姆》(1954)和布莱恩的《向上爬》(1957)等小说开其端，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1956)扩大其影响，拉金、休斯等人的诗又加深人们对于战后时期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凡、粗糙感。等到西利托写《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8)，他笔下的伯明翰自行车厂青年工人的情绪就不止是愤怒或力图向上爬，而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爆炸性；他的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通过一个体育比赛的场面，巧妙地写出了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少年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还有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带发条的桔子》(1962)，用掺有俄文字的怪诞英文，写一群青年流氓的奸淫破坏以及官方的对策，手法离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则是用传统的技巧写成，其特点在善于讽刺，文笔洒脱。
这一时期，继续出现有才华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创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继之以表达当代知识妇女的幻灭心情的《金色笔记》(1962)，都写得新鲜而有力。艾丽斯·默多克以存在主义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继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网下》(1954)、《逃避巫士》(1956)、《一个砍掉的头》(1961)等之后，陆续有新的小说发表。比她年轻的玛格丽特·德赖布尔在《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等小说里专写受大学教育或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妇女所面临的恋爱、婚姻、职业等问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妇女的神态风貌。
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在此之前已有多人进行戏剧创新的试验，如艾略特、弗雷之于诗剧，麦克尼斯、迪兰·托马斯之于广播剧。从50年代后期起，更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涌现，除奥斯本外，还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爱尔兰人比汉，青年女剧作家雪拉·德莱尼，都以他们或新鲜或有力的剧本在舞台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爱尔兰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文版，1954)也在伦敦上演成功。此后，英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荒诞派戏剧”，其代表作家是品特。他在《生日晚会》(1958)、《归家》(1965)等剧内用最少的对话、光秃秃的场景写畸零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凄凉生活。同时，英国的演员继续以其精湛的演技闻名世界，还出现了富于创造性的导演如比特·布鲁克。他们上演新剧，但也不时重演从16世纪以来的优秀老剧。从莎士比亚到萧，在英国戏剧和整个英国文学里都有一个连续的传统，而其特色则是各个时期都有优秀作家在努力创新；正是创新丰富又推进了这个传统。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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