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G.E.(卷名：外国文学)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生平 1729年1月22日生于劳西茨地方的卡门茨，父亲是教堂主持牧师，母亲也出身于牧师家庭。拉丁文学校毕业后，被推荐入迈森“圣阿芙拉公爵学校”求学，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涉猎了宗教、哲学、数学等学科，爱好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德国文学，创作了第一部剧本《年轻的学者》。1746年 6月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时所作的题为《野蛮人的数学》的报告中论证了文化落后民族的智力并不低下。同年 9月赴莱比锡进入大学学习神学，后改学医学；但他的兴趣在文学和哲学上。这时结识了魏瑟和诺伊贝尔夫人剧团，《年轻的学者》由这个剧团上演后获得成功。从此他立下了要做“德国莫里哀”的志向。1748年 5月诺伊贝尔夫人剧团解散，莱辛作为担保人却无力替演员偿付债务，于6 月避居维滕贝格。1748年11月来到柏林。他父母以他“不务正业”停止对他经济上的帮助。他不乞求统治者或贵族的支持与施舍，成为德国文学史上靠写作维持生活的第一个职业作家。此后12年内，他不断在柏林、维滕贝格和莱比锡之间为生计奔忙。他结识了哲学家门德尔松，书商兼作家尼科莱，诗人埃·克莱斯特和格赖姆，并为 《柏林特许报》编辑副刊 《新笑林》；出版季刊《历史与戏剧丛刊》，介绍英、法、西班牙和荷兰的近化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及其作品。1752年在维滕贝格研究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和罗马文学，在柏林主持出版《戏剧文库》，于莱比锡帮助尼科莱编辑《德意志万有文库》；与门德尔松、尼科莱合办《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杂志，1759至1760年秋共写了55篇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写了悲剧《菲拉托斯》。他的《文集》（6卷，1753～1755）包括诗歌、寓言、剧本和评论，也于这一时期出版；他还翻译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介绍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和作品。
1760年10月至1765年 5月，莱辛在布雷斯劳任普鲁士将军陶恩钦的秘书，研究古希腊文化与艺术，熟悉贵族的生活和普鲁士军队情况，并研究宗教史和斯宾诺莎哲学，这对他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1766年撰写著名美学著作《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1767年完成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或军人之福》。
1767年4月，莱辛应邀到汉堡任“民族剧院”艺术顾问，他针对第一年演出的52出戏撰写了104篇评论。1769年辑成《汉堡剧评》出版。后“民族剧院”倒闭，莱辛与人合办的印刷厂亦破产，又一次使他陷入经济困境。与此同时，哈勒大学教授克劳茨撰文攻击《拉奥孔》有材料错误，为回答这种指责，莱辛连续发表了55篇《关于古文物的通讯》(1768～1769)。
莱辛为了谋得固定收入，于1770年到不伦瑞克公爵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当管理员。1772年完成悲剧《爱米丽雅·伽洛蒂》，并在不伦瑞克上演。1775至1776年陪公爵的亲戚出国旅行，1776年10月 8日与夏娃·柯尼希结婚。次年年底妻子死于难产，这给莱辛精神上很大打击。这时汉堡牧师葛茨关于宗教问题与莱辛辩论，莱辛撰写了11篇文章，后结集为《反葛茨》(1778)。1778年7月，由于不伦瑞克公爵的干预，论战被迫停止，次年莱辛以无韵诗体写成《智者纳旦》一剧，继续反击葛茨，并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1781年 2月15日因脑溢血在不伦瑞克逝世。
寓言、箴言诗和抒情诗创作 莱辛的寓言有90多篇。他先用韵文写寓言，后改用散文。他的寓言于1753年收在《文集》第一卷中，题名为《寓言和故事》。1759年发表用散文写的寓言和论文《寓言·三卷·附关于此类文学体裁的几篇论文》。莱辛的寓言超越了对一般人性弱点的鞭挞，而抨击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和教会的愚昧，有时矛头直指普鲁士宫廷，如《鼹鼠和蚂蚁》、《好斗的狼》、《狮子和驴》、《驴和狼》、《水蛇》、《动物的等级之争》。莱辛还用寓言讽刺当时文学创作中不讲创新、只求模仿，以及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等现象，例如《猴子和狐狸》、《藏弓者》、《鸵鸟》。他的语言朴素自然，讽刺一针见血，他创造的新词丰富了德语。他的关于寓言的论文，被认为是他写《拉奥孔》之前的试笔。
莱辛的箴言诗有200首左右， 都是针砭时弊之作，其中如《高贵的笨伯》、《某地的女修道院》、《欣茨和孔茨》、《孔茨和欣茨》，讽刺了贵族和教会。它们在风格上则受罗马箴言诗人马尔提阿利斯的影响。1771年发表的《箴言诗和箴言诗人散论》，探讨了箴言诗的渊源，分析了它的性质，提出箴言诗应有“锋芒”的论点。他对箴言诗的看法，影响了后来歌德、席勒的箴言诗的写作。莱辛在年轻时还写了不少流行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抒情诗，歌颂爱情和美酒，但也不乏对封建宫廷的批评，如《为健康干杯》。
戏剧创作 莱辛初期创作喜剧，具有社会批评内容，但尚未摆脱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格式。他的第一出戏《年轻的学者》讽刺死读书的学习风气。1749年创作了《犹太人》和《信仰自由者》，前者第一次让犹太人作为正面人物出现在德国舞台上，显示了作者反对歧视犹太人的观点；后者表现不同信仰和见解的人应该互相容忍和睦相处的主题，这在后来的《智者纳旦》中得到充分发挥。1750年又将普劳图斯的《三角钱戏剧》翻译改编成喜剧《财宝》。
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是莱辛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剧作，描写一位纯洁的少女萨拉与密勒封的恋爱悲剧。密勒封是一个性格软弱的青年，在与萨拉结婚问题上犹豫不决。他旧日的情人玛乌德出于妒忌乘机从中破坏，以致他与萨拉双双死去。这出戏打破了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充当悲剧主角的陈规，使普通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成了悲剧的主人公，这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人物塑造上一反过去悲剧中人物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简单格式。另外，戏文不再用韵文，而是生动的散文。剧本演出时以其高度的真实感，激起了观众强烈共鸣。莱辛创作这出悲剧，受到英国作家乔治·李洛的家庭悲剧和塞缪尔·理查逊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影响，它是德国的第一出市民悲剧。
《明娜·封·巴尔赫姆，或军人之福》是莱辛三大名剧之一，与克莱斯特的《破瓮记》和豪普特曼的《獭皮》并称为德国三大喜剧。作品以德国七年战争为背景，描写普鲁士军人台尔海姆在战争中负了伤，战后却被解职，有人还污蔑他贪污。他在生活无着、名誉败坏的情况下，出于自尊和对他人幸福的考虑，想解除与萨克森少女明娜在战时订下的婚约。明娜了解到他的处境和心理，在女仆的帮助下，与他的爱情终于得到圆满结局。这是一出“分析剧”，一开始就把既成事实摆在观众面前，剧情围绕爱情与荣誉逐步展开。歌德说此剧前两幕“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是情节介绍的模范”。虽然全剧以普王承认台尔海姆清白无罪，答应恢复他的军职告终，但真正解决戏剧冲突的契机是男女主人公高尚的品格和纯洁的爱情。剧本的副标题虽叫《军人之福》，其实是对普鲁士在战后大批解职军人和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专制统治的嘲讽。这出戏还表达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是一家人的观点。歌德称它为“第一个从重要生活中摄取素材，具有特定时代内容的剧作”。它的人物塑造排除了同时代喜剧类型化的毛病，都有独特而鲜明的性格。它的成就标志着德国民族文学进入了成熟时期，歌德形容它的出现象划破黑暗的“光芒四射的流星”，对歌德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至今仍是德国剧场的保留节目。
《爱米丽雅·伽洛蒂》是莱辛最成功的悲剧，从1757年起经过15年的酝酿于1772年写成。剧本描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瓜斯塔拉公国的统治者赫托勒亲王，在爱米丽雅举行婚礼那天派人杀死她的未婚夫阿皮阿尼，企图霸占她。爱米丽雅的父亲奥多雅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亲手将她杀死。剧中描写的瓜斯塔拉宫廷是典型的18世纪德国的封建宫廷，作者用伪托手法表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抗议。这出戏受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乌斯的启发而创作。李维乌斯曾写过一个父亲为了维护女儿维吉尼亚的自由而将她杀死的故事，但莱辛略去了故事中由于维吉尼亚之死而引起平民起义的结局。歌德称这出戏为“激起对暴虐的专制统治道德上反抗的决定性一步”。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体现了作者的才能和在《汉堡剧评》中阐明的戏剧观点。梅林称这出戏是“《剧评》思想的行动表现”。它对狂飙突进派年轻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席勒写《强盗》、《阴谋与爱情》，歌德写《埃格蒙特》，都受了它的影响。
《智者纳旦》(1779)是莱辛晚年和路德正统派牧师葛茨进行宗教争论的产物，表达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把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放在12世纪的耶路撒冷，那时正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会聚的地方。剧本中心人物是犹太商人纳旦，他头脑聪明理智，行为高尚侠义。剧中“圣殿骑士”随十字军来到耶路撒冷，在战争中被苏丹萨拉丁俘虏，只因为他长得象萨拉丁失踪的哥哥才未被处死。在一次火灾中他救出了纳旦的养女蕾霞，两人发生了爱情。他想娶蕾霞为妻，碍于她在犹太教家庭长大，便去请教耶路撒冷基督教教会长老，得到的回答是，把抚养蕾霞的犹太人烧死，因为他没有用基督教教义去教育孩子。这些戏剧冲突表明三大宗教互不容忍，而最顽固最狂热的是基督教徒。莱辛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路德正统教派，那个长老的形象令人想到葛茨。剧情发展到最后一幕真相大白，蕾霞和圣殿骑士原来是亲兄妹，他们的父亲是苏丹萨拉丁的哥哥阿萨特。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原来是一家人。
第三幕第七场是剧本的重心，萨拉丁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要向犹太富商纳旦借钱，怕他不借，便想用问题难倒他。萨拉丁问：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哪一个信仰才是真理？纳旦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说明，三个宗教都有价值，关键看它们的实践。纳旦的这个看法，是莱辛要在与葛茨论战中表明的看法。三枚戒指的故事，来源于薄伽丘的《十日谈》，莱辛对原故事稍加改造，以三枚戒指比喻三种宗教，说明它们应该互相容忍，互相尊重；关键不在于哪一种宗教信仰，而在于它们在实践中发生的作用。这部剧本采用莎士比亚的五步抑扬格无韵诗体形式，在德国戏剧史上是首创，后为歌德、席勒所继承和发展。
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 莱辛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拉奥孔》和《汉堡剧评》。
《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采用与一位在远方服军役的朋友通信的形式，定期向他报道文坛动态，发表评论。这55封信在发表时未用真名，后来将这些信辑在一起，简称为《文学书简》，涉及教育、翻译、诗律、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其中第17封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以异常尖锐的笔调，批判了当时公认的文学权威戈特舍德，认为他进行的戏剧改革对德国戏剧的发展没有丝毫好处。戈特舍德的最大错误是把德国戏剧法国化，而不管“法国化的戏剧是否适合德国人的思想方法”。莱辛认为德国戏剧应该学莎士比亚，而不是去生搬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他说“莎士比亚是远比高乃依伟大的悲剧诗人”。后来莱辛在《汉堡剧评》里纠正了对戈特舍德全盘否定的看法，说他若不是骄傲和僵化，或许会成为伟大诗人。莱辛还反对博德默和布赖丁格过份强调文学来自宗教虔诚的感情的观点，他认为维兰德在瑞士时期写的诗和克洛卜施托克改动后的《救世主》所以不成功，恰恰是这种“宗教感情”损害了艺术。
《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是莱辛的重要美学著作，它的论述是针对温克尔曼《关于在绘画与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1755）一文中的观点而发。温克尔曼通过对拉奥孔群像和维吉尔史诗中关于拉奥孔之死的描写的比较，把希腊古典艺术理想归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莱辛不同意温克尔曼的看法，他认为希腊艺术的理想固然是物体美，诗和画也都是对自然的摹仿，但从画与诗描写的对象在时间与空间存在的特点，从描写时的媒介、颜色、线条和语言的性质不同，从接受两种艺术的感官和心理过程的不同，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画适宜于描绘物体美，诗适宜于表现事物的动态美。诗以动作情节的冲突发展为对象，不以追求物体的静态美为主要任务，它重在表情和显出个性。这个结论一反自古以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看法，强调了诗与画的不同特点。这种强调在当时是有革命意义的，它打破了文学和造型艺术以法国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封建宫廷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当时在文学方面流行着毫无生气的仿古的牧歌诗体，在绘画中则侧重宣扬封建社会英雄的历史题材和宣扬封建道德理想的寓意体裁。由于莱辛强调了诗和画的界限，一切没有生气和抽象的事物，都得从诗里排除出去，从此，行动才属于文艺领域。诗人必须把自然和人的行动结合起来表现。这自然是适合表现要求变革、要求行动的市民阶级的生活的，是符合市民文学的需要的。《拉奥孔》表面看来讨论的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接触到了当时要使文艺创作从封建宫廷趣味下解放出来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歌德回忆《拉奥孔》对他们年轻作家的影响时说：“这部著作把我们从一种可怜的静观境界中拉出来，引进爽朗自由的思想境界”，“这个美好的思想连同他一切的推论象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们”。
《汉堡剧评》（两卷，1767～1769）不是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但它讨论的问题却为德国现实主义戏剧（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莱辛认为戏剧的首要因素是“真实”，剧情要合乎逻辑，要把“奇迹”赶下舞台去，人物行动应该随着心理变化而变化。他反对过多地在舞台上运用激情，也反对插科打诨，因为这都是违反真实的。莱辛提出摹仿自然和生活是艺术的目的，他强调的首先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细节的真实。他指出：“在剧院里我们不要去管这个或那个角色做了什么，而是具有一定性格的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将要做什么。”这个论点已接近后来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提法。莱辛反对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不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这是他的自觉市民阶级意识的表现。他说：“公侯们和英雄们的名字能够给一个剧本以华丽和威严，但它们不能使人感动。周围环境和我们的环境里最接近的人的不幸，自然会最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同情国王，那么我们就不是把他当作国王，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同情。”这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在艺术领域中取得平等地位的要求。莱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通过他的《萨拉·萨姆逊小姐》和《爱米丽雅·伽洛蒂》的创作实践，摧毁了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在德国的统治。莱辛还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他指出高乃依把怜悯与恐惧割裂开来理解，在实践上会导致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地坏的塑造人物的简单化方法，在效果上亦不能达到真正道德上的提高。莱辛认为怜悯与恐惧是悲剧引起的一种状况的两个方面，对悲剧人物遭遇的怜悯应用于自身则产生恐惧之情。“净化”所引起的趋善避恶的效果，不是出于被动的害怕，而是出于主动的认识，这种“净化”是真正的道德上的提高。莱辛还分析了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错误地从希腊悲剧得出死板的“三一律”的原因，并指出中心问题是行动的统一，时间和地点的统一都是从属性的，剧作家不能因遵守死板的规则而破坏行动的统一。在戏剧的语言问题上，他反对用矫揉造作的词藻来掩饰内容的空虚，他以极其鄙薄的口吻说：“宫廷不是诗人研究自然的地方，包括那里的语言也是不自然的。”
莱辛在创作和理论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海涅称“莱辛是德国文坛上的阿米尼乌斯，他把我们的戏剧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歌德、席勒只是完成了莱辛已经作了的事情”，歌德、席勒“思想中一切健康的东西都是莱辛提示给他们的”。
论战文集、宗教和哲学文献 莱辛的重要论战文集有 3种：《给萨默埃尔·戈特弗德·朗格先生的入门手册》（1753），收集了他同朗格就翻译贺拉斯问题所写的论战文章。莱辛不怕朗格有普鲁士王作为靠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朗格是一个并不精通拉丁文的翻译家，却是一个诽谤家。《关于古文物的通讯》是莱辛同哈勒大学教授克劳茨关于《拉奥孔》问题的论战文集。莱辛揭露了克劳茨的门户之见和挑剔《拉奥孔》的不良意图，并宣布了 3条区别对待的论战原则：“对初学者采取温暖鼓励的态度；对大师采取尊敬的怀疑态度和怀疑的尊敬态度；对粗制滥造者大喝一声，对夸夸其谈者嗤之以鼻，对玩弄阴谋者则全力打击。”《反葛茨》是莱辛与葛茨在宗教问题上进行论战而写。争论的起因是莱辛发表了已故希伯来文学者赖马鲁斯几篇讨论宗教问题的文章，其中指出《新约全书》中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认为《圣经》中关于神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耶稣复活的说法，是耶稣门徒的杜撰。莱辛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为了引起讨论和研究，他把这些文章题名为《隐名者的断篇》发表。发表后遭到路德正统派的攻击，其中尤以汉堡牧师葛茨的攻击最为猛烈。莱辛先以有礼貌的方式回答了他的攻击，后在一篇《对答复的回答》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掌握或误认为掌握了真理才使他具有价值，使他具有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真诚努力。因为并非通过对真理的占有，而是通过对真理的探索，人的力量才能得到扩展，从而才能使人趋向于完善。占有只能使人安定，怠惰和骄傲。”
莱辛的重要哲学论文《论人类的教育》（1780）是德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的著作。莱辛把人类的认识分成 3个阶段：幼稚时期（体现在犹太教中），少年时期(体现在基督教中)，成熟时期（又称启蒙时期）。他认为前两个时期，人类的行为靠直接的、感性的或间接的、精神的奖惩来推动。成熟时期的人“只因为是好事才去做好事，并不为得到报偿”。他乐观地预言，这个成熟时期一定会到来。莱辛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是晚年写的《共济会对话录·恩斯特和法尔克》(1778～1780)。作者采用共济会传点师回答新入会者的问题的形式，宣传他的理想社会。莱辛认为，实现这样的社会不能靠国家，也不能靠共济会这样的秘密组织，而要靠教育。这显然不是共济会思想，而是莱辛自己的理想和主张。
参考书目
Waldmar Oehlke， Lessing und seine Zeit，München， 1919.
Franz Mehring， Lessing-Legende， Berlin，1953.
Paul Rilla， Lessing und sein Zeitalter， Leipzig，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