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卷名：中国文学)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 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少年时代志趣未定。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五、六年。晋安帝隆安四年 (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隆安五年 (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晋安帝元兴二年 (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年，桓玄伏诛。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余党告平。8月，他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11月，辞官回家。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躬耕未废，饥寒不免。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饮，感情很融洽。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病饿卧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创作 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他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晚年归田以后写的《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这些题目虽不同，但内容并无严格的界限。例如萧统的《文选》里就把他的《饮酒》诗两首（“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题为《杂诗》，并把《咏贫士诗》中“万族各有托”一首，《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一首也归入“杂持”一类之中。
他中年的宦游行旅诗，包括他在桓玄和刘裕、刘敬宣幕下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难，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表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所以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独正者危，至方则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中，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豫”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舆”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廋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他还仿阮瑀、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39岁那年所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写出了他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的体验与认识。田野的景物是清新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劳动的生活是愉快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同时，他也认真地考虑了孔子的“忧道不忧贫”之类的教训。
《归园田居五首》是他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尤为世人传诵。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是“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的自由天地；日夜梦想的田园景物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好象是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写他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的应酬，却和农民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身在田园，心在田园，种桑麻就说桑麻，没有其他杂念，自然就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种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写种豆锄草的劳动。晨出暮归，这一天的活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而就有一种先难后获的充实愉快心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两句，给农家披星戴月的劳动增加了无限的诗意。
但平静的田园生活没过几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他家遭了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航舟荫门前。”面对突然袭来的灾难，他想起远古的东户季子时代。那时吃不完的粮食就堆在田头，人们吃饱之后就无忧无虑。但是他最后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他并没有忘记耕田、灌园的本务。又过两年，他家乡浔阳又成为卢循与官军的战场，江州刺史何无忌战败身死，自春至秋，战火延续了五、六月，这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仍然没有一个字触及战争和时事。但他对人生的看法更坚定朴实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如此动乱不安的年月，他仍然坚守着耕种的“常业”，渐衰的身体已经深知九秋霜露风寒的威力，他仍然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过6年，他62岁，又写了《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描写半夜起身，登舟越湖，经过清壑荒山前往收获的情景，其中有“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这样真切而生动的诗句，没有经过饥寒劳苦的人是写不出的。他越到老年，生计越艰难。在54岁那年，他写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诉自己一生立志行善、艰苦自励、却屡遭坎坷的悲愤：“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他这个能临变而守常的人，虽然也说：“在己何怨天”，但毕竟是对天道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大约在晋宋易代前后，他写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历史现实的背景。自汉末以来，国内屡经战乱，北方人民屡有聚众入山，据险避难的事。例如《三国志·田畴传》、《晋书·郗鉴传》都有此类记载。在江南，晋宋时代也有江州、荆州人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逃到深山幽谷之地的记载。《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宋书·夷蛮传·荆州蛮传》也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在多深险。”而且桃源故事所出的武陵，也正是五溪族所居的地方。桃花源故事还有它的思想渊源。自魏晋以来，阮籍、嵇康、鲍敬言等思想家继承老庄小国寡民的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无君论。他们的乌托邦式观点，反映了小私有农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软弱抗议。陶渊明晚年的诗文里，东户、羲农、重华、黄虞这些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反复出现，是和他受阮籍、嵇康、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当然，《桃花源诗并记》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景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气氛，以及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他对田园生活的体验。
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有着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趣味，但其中确实有不少是接近农民的“田家语”;诗人虽然只是叙述自己劳苦生活的感受，并不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没有劳苦生活体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辞赋、韵文与散文 陶渊明现存文12篇，计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
辞赋3篇中，《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先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例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虽然结尾是“止乎礼义”，但那些目的，究竟是大胆的。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此赋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后，苏轼等人又反驳萧统。其实萧统指出此赋劝多于讽，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是瑕是瑜，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在魏晋时代，门阀世族享有政治特权，寒门庶族的文士备受压抑。他写这篇赋不仅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也是为很多没有出路的文士抒愤。赋的结尾：“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也正与他弃官归田的思想完全一致。《归去来兮辞》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赋一开头就是激愤诀绝之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下写启程抵家情况以及息交绝游、耕西畴，登东皋。也都是归家以前的悬想预拟之辞。萧统《文选》选录引文。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到北宋末“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和归去来”条）直到今天仍是普遍传诵之名作。
韵文5篇:《扇上画赞》以四言韵语赞荷蓧丈人、长沮桀溺至东汉薛孟尝、周阳珪等隐居之士。《读史述》9章也是赞美《史记》人物，从“夷齐”至张长公。其中写“夷齐”，“箕子”两章则突出他们在“天人革命”之后“绝景穷居”的易代之感。《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是吊祭亲人的韵文，其中回忆与从弟敬远谈心，互相勉励以及共同收获，“三宿水滨”的情景，都是陶渊明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自祭文》与他的《挽歌诗》3首，都是他临终前写下的向人世告别的作品。他回顾自己一生：前半生虽然作过几次小官，但“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后半世躬耕，则“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结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话略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尝尽生之艰难，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清醒透彻。
散文 4篇：除《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外，《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他为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此文称为《孟嘉别传》。传里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好酣饮，逾多不乱”等语，可见渊明性情颇受外祖父的影响。《与子俨等疏》，《宋书》、《南史》皆有收录。这大概是50岁以后一次大病中写给 4个儿子的一篇家常话，既说自己平生的个性志趣，也勉励几个不同母生的弟兄要互相友爱。他的贫困的家境，爱好自然的情趣，与坦率慈祥的个性，都跃然纸上。
对陶渊明诗文的品评及其本集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北朝并不很受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仅把他的诗列入中品，萧统的《文选》也只选了他八首诗、一篇文。到了唐代，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李白、高適、颜真卿、白居易等极力推崇其人品和气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认真仿效其题材与风格。北宋以后，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苏轼追和陶诗111首，大有将他置于曹、刘、李、杜之上之势。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也大力赞扬他的诗，不遗余力，元明清三代，注陶、评陶风气大开。注本、评本之多，几与注杜、评杜相埒。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后来的批评家也都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陶诗的风格。如黄庭坚说他的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熹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在平淡散缓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内在的“奇趣”。陶渊明的生活作风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则是耿介超拔的。他人格的“常”与“奇”两面反映到他的诗里自然也达到“常”与“奇”的统一。他虽然是用接近口语的平常语言，写农家、寒士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能显出不平常的诗意。“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只写农家一束照明的荆条，却增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只用床席两字，又写出他安贫守俭的生活。“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也是以两种平凡的果实，画出一个淘气的孩子，显出他自己作父亲的慈祥幽默。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奇趣盎然。陶诗的写自然景物，历来是受作家批评家们赞扬的，但是仔细看去，陶诗里实在很难找到象谢灵运山水诗那样精雕细刻的，为写景而写景的作品。他不过为了抒情言志，随意点染或烘托几句，却往往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都是写春天，却写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复。“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从不同角度来写秋天，却都不失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苏东坡还说过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续集》）。即言其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韵，陶诗喜用简练质朴的“田家语”。把他的诗与谢灵运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铺排语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词更少。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除了精选的名词、动词而外，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又如《移居》《责子》等等，除个别诗句外，不须任何注释，就可一读就懂。但是这些诗的丰采韵味，却是深厚的。清代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樸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以这些唐代学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人作镜子，正反映出陶诗朴素风格中蕴含着的丰富多采。
陶渊明死后 100多年，萧统搜集他的遗文，区分编目，编定了《陶渊明集》 8卷，并亲自写序，作传。后来，北齐阳休之又在萧本基础上，增加了别本的《五孝传》和《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本《陶潜集》。阳本隋末失其序目，为 9卷本。此后，别本纷出，争欲凑成10卷，北宋时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潜集》，为陶诗最早刊本。以上各本都没有传下来。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几种南宋至元初本。主要有: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刊，有清光绪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竑藏 8卷本，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汉魏七十二家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竑翻宋本。此外，还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等。最早为陶诗作注的是南宋汤汉。元以后注本、评本日增。元初刊本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常见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有家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参考书目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北京，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