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卷名：外国历史)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把民间流传的希腊人战胜特罗亚人的事迹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大约到公元前 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中可以想见公元前12～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所建立的殖民地伊奥尼亚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伊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如赫卡泰厄斯、狄奥尼修斯和查隆等。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有闻必录，力求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是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此书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亦称《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 430年问世，比中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下来。(见彩图)
与希罗多德同时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朽的。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他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长征记》（亦译《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长征记》。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
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亦称《罗马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利比奥斯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波利比奥斯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的史学兴起比较晚。从公元前 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Q.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 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利比奥斯和T.李维都曾读过费边·皮克托尔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费边·皮克托尔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M.P.加图（老）（公元前234～前149），他著有《罗马历史源流》7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做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这部书早已失传，后世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
公元前 1世纪中期，罗马的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为 G. 萨卢斯特。他著有《喀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
G.J.凯撒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在史学上也有贡献。凯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读。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1～公元14），罗马的国势强盛，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家李维。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罗马建城时期，止于公元 9年。在西方史学中，首创通史体例。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其书原有 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C.塔西佗，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雄辩术的对话》、《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亦称《罗马史》)和《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公元 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对帝制深为不满。他的史著被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卢塔克是古代最著名的传记家。他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他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综观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它具有以下特点：
① 把史学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注重文学描写。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校注家把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分为9卷，分别标以希腊神话中9位缪斯（文艺女神）的名字，足证当时是把史学当作文学的附庸。修昔底德主张历史必须记实，然而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约有 1/4的篇幅是精心撰述的演说词。
②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大多只写他们所处时代的当代史。历史学家本人多为军事家或政治家，以其切身经验教育后世。
③ 重视道德训诲。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著书立说，意在训世。波利比奥斯指出：“从研究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塔西佗则在其所著《罗马编年史》中写道：“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在于赏善罚恶”，主张用历史事实进行道德教育。
④ 除修昔底德外，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都迷信“天命”，认为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在李维的著作中甚至掺杂着神话故事。
⑤ 没有统一的纪年标准。例如，古希腊人是用“奥林匹亚德”（即从据说是第一次举行奥林匹克竞技会的公元前776年算起，每4年为一个“奥林匹亚德”）来纪年。古罗马人用历届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
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 在中世纪西欧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基督教史学。基督教史学家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解释历史，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部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国》支配着西欧的思想界。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和争辩的。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则受到鄙薄，往往束之高阁甚至散佚失传了。
基督教史学是不足为信的。然而，基督教史学家的纪年方法，以后却被沿用了下来。基督教史学家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准，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并且为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方案。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5～13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他们留下一些编年史和传记。兹按照国别略述如下：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从7、8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和寺院中已经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及至英国统一后，阿尔弗烈德大王在位时，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英国的第一位通史作家是亨廷顿的副主教亨利（约1084～1155）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G.J.凯撒时代，止于1154年。
13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M.帕里斯（约1200～1259）。他的著作对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⑤ 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比较晚。11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冯·黑尔斯费尔德(1025～1088)。他用宗教史观写了一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
埃克哈德·冯·奥拉(?～1125)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3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2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1～1158）。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记”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14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国家形成比较晚。这些国家的史学兴起于10世纪以后。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约1045～1125）。著有《波希米亚史》3卷，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W.卡德武贝克（约1160～1223）。著有《波兰史》 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这时匈牙利最早的史籍是记述阿尔帕德王朝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77～1038)生平事迹的《大实录》和《小实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涅斯托尔的《编年纪事》。相传涅斯托尔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纪事》，始于公元 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逐年把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 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在西欧，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这300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鄙弃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寻波利比奥斯、李维、普卢塔克、塔西佗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加以注释刊布出来，以广流传。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学成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中心，历史学逐步走向专业化。随着学术的进步，历史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史学方法越来越缜密。印刷术的应用和出版业的兴起，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普及。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L.布鲁尼(1369～1444)。他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F.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12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F.比昂多(1388～1463)，著有《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意义特别重大的是L.瓦拉(1406～1457)对《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文件的辨伪工作。瓦拉以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出于伪造，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
以政治理论家著称的N.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侈谈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 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马基雅维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读之令人知所鉴戒。
比马基雅维利稍晚的F.圭契阿迪尼(1483～1540)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圭契阿迪尼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著有《意大利史》20卷，是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导。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也产生了艺术史家G.瓦萨里（1511～1574）。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文艺复兴”一词最初就是由瓦萨里提出来的。他把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成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活，故称之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J.弗鲁瓦萨尔（约1337～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用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该首推P.de康明（1447～1511）。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晚年写成《回忆录》8卷，追述15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见彩图）。他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T.莫尔，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R.霍林谢德(?～约1580）。他编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霍林谢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许多文学家都从中吸取创作的素材。W.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W.卡姆登(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卡姆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有人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卡姆登开始的。
被K.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F.培根(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多识前言往行，能启人心窦。他说：“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P.C.霍夫特(1581～1647)，著有《尼德兰史》20卷，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
从15世纪末叶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人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并且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僧侣主义史学的否定，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着眼于现实世界，主张要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启蒙时期欧洲的史学 17世纪末～18世纪末，这100年间，通常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欧洲的先进思想家揭示“理性主义”，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宣扬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们在当时起了启蒙作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的特征：① 史学领域的扩大，认为举凡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教训，均属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② 理性主义的态度，“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用理智的态度研究历史，敢于否定习以为常的成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认识到历史是有轨迹可寻的，是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造成的。③ 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甚至是倒退的。到了启蒙时期，这种荒谬的观点便受到批判。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断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他们相信今人可以胜过古人，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④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用历史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启蒙时期欧洲的历史学家大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释历史，以古喻今，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改革。
启蒙时期法国和德意志的史学 法国启蒙思想家C.-L.de孟德斯鸠主要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但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影响。他倡导“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近代史学“地理学派”的鼻祖。此外，孟德斯鸠还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借古罗马的史事宣传改革之道。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以一身兼为哲学家、诗人、戏剧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伏尔泰把“理性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的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 4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
启蒙时期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应推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他著有《俄国史》、《北欧诸国史要》和《世界历史概略》。
与施勒策尔同时的L.T.施皮特勒(1736～1794)，也是启蒙时期德意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留下两部比较重要的史著：一为《基督教会史》，叙述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为《欧洲各国史要》，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轨迹。施皮特勒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府。
德意志文学家 J.C.F.von席勒(1759～1805)，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文情并茂的历史著作：一为《尼德兰革命史》，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斗争及荷兰共和国的成立；一为《三十年战争史》，记载三十年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和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此外，他还写过很多历史剧，如《瓦伦斯坦》、《威廉·退尔》、《奥尔良的姑娘》等。席勒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人，他的著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
17世纪末～18世纪末英国的史学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G.伯内特(1643～1715)。他著有《英国宗教改革史》和《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他代表辉格党人的观点，竭力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D.休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 6卷，始自公元前55年罗马统帅凯撒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与休谟谊兼师友的W.罗伯逊(1721～1793)，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主要历史著作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E.吉本，他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2～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共分71章，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其书的第15章和第16章，专论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本质，寓褒贬于深沉，既是历史性的叙述，也是辛辣的讽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是启蒙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历史哲学的兴起 在启蒙时期，西欧先进思想家试图论证社会发展规律，于是产生了比较系统的历史哲学。
西方第一个历史哲学家是意大利人 G.B.维科(1668～1744) 。1725年，维科发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提出自己的解释。他指出，尽管历史上的事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之必然性的表现。他认为，正如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是经过童年、青年和壮年一样，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三个阶段，即“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维科的历史哲学，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
启蒙时期德意志的思想家 J.G.von 赫尔德(1744～1803)著有《人类历史哲学要义》4卷。赫尔德认为：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循着自然的规律发展。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实中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抽绎出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
法国启蒙思想家M.-J.-A.-N.de孔多塞(1743～1794)留下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从历史上看人类的进步》。他从其唯心主义史观出发，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孔多塞美化资产阶级革命，不过他所描绘的那些美丽的幻想，不久就在历史事实面前破灭了。
18世纪末叶～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
复辟时期法国的史学 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里，法国人民忙于创造历史，当时并没有一位人民的历史学家把那些惊天动地的事迹记载下来。接着，在拿破仑一世横行欧洲时，兵戈扰攘无虚日，而且文网甚密，因此历史著作也很少。直到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各个阶级的人才得以静下来想想过去，用批判的眼光来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实来宣扬其政治主张。
在复辟时期，法国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复辟时期法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J.-N.-A.梯叶里，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第三等级的形成与发展史》等。他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并且把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系。梯叶里被称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说之父”，不过他只赞成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进行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复辟时期法国的历史学家中，F.-A.-M.米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24年，米涅出版其所著《法国革命史》。此书所叙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一世的失败。米涅用阶级观点来阐述历史。他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认为那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此外，米涅尚著有《查理五世传》、《玛丽女王史》、《富兰克林传》等书。
复辟时期法国史学的代表人物还当推F.-P.-G.基佐。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兼政客，留下不少历史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论法国历史》、《欧洲文明通史》、《法国文明通史》。基佐看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其他两个特权等级（僧侣和贵族）的斗争。
与基佐同时而异趣的J.密什勒，在19世纪法国史学中独树一帜。他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一连串波澜壮阔的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而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写出来。密什勒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法国史》，一为《法国革命史》。密什勒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立志写人民的历史，后来有人称他为“法国第一位人民史学家”。
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 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是在民族自觉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的20年代起，德意志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这部《史料集成》包括6～15世纪这 1000年间所有关于德意志的重要文献资料，先后由著名历史学家G.H.佩尔茨(1795～1876)、G.魏茨(1813～1886)总其事。《德意志史料集成》总共出了120卷，直到1925年才最后完成。
19世纪初年，在德意志史学中开一代之新风的是B.G.尼布尔（1776～1831）。1811年，尼布尔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此书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剔除无稽的传说和错误的结论，根据可信的事实，给罗马史搭起一个新的骨架。尼布尔以“科学态度”相标榜，影响了一代新人。
19世纪德意志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 L.von兰克(1795～1886)。他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用纯“客观主义”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1825～1871年，兰克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他用“习明纳尔”（研究班）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家，形成一个势力雄厚的学派，即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兰克学派”，影响甚巨。兰克活到91岁高龄，他的全集有54卷之多，其代表作为《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
兰克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史学中显得重要，不在于他的那些著作，而在于他所标榜的那一套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兰克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应当经常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决不可由于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原因而党同伐异。他甚至讳言历史的教育作用，说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事实真相，不褒贬是非。然而，这种纯“客观主义”的说教是虚伪的，有人指出：兰克实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19世纪偏见最深的史学家之一。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史学 19世纪初年，在英国史学界独树一帜的是W.戈德温(1756～1836)。他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社会活动家，著有《英吉利共和国史》 4卷，热情歌颂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对O.克伦威尔的某些措施提出了批评。
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H.哈兰 (1777～1859) 占有重要地位。他属于辉格党（自由党）的右翼，著有《中世纪欧洲史要》和《英国宪政史》。
在辉格党人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要数T.B.麦考莱(1800～1859)。他最重要的著作是 5卷本的《英国史》，详细记载1685～1702年间的史事，尤其着重描写1688年“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以及这次革命所达成的政治结果。麦考莱的著作以文笔华美见长，传诵甚广。但麦考莱却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经常为了辉格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伪造历史。
与麦考莱齐名的T.卡莱尔(1795～1881)，早年思想相当进步，参加过宪章运动，但后来脱离群众，蜕化为一个反动人物。他早期的作品如《法国大革命史》、《宪章运动》和《过去与现在》，都是文情并茂、扣人心弦的佳作。而在后期，他所著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提出“英雄与群氓”的谬说，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在19世纪英国史学家中，成就最大的应推G.格罗特(1794～1871)。他在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热心民主改革，在1832年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中起了促进作用。格罗特著有《希腊史》12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其中的第46章记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宪政和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全书中最为精采。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史学 在沙皇专制政体之下，思想控制很严，文网甚密，人民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因此俄国史学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19世纪初年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H.M. 卡拉姆津(1766～1826)，他是俄罗斯本位主义者，美化沙皇专制政体和东正教会，认为俄罗斯文化在各方面均优于西欧。著有《俄罗斯帝国史》11卷，始自远古，止于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为当时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俄国通史。在俄国史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
及至19世纪中期，俄国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С.М.索洛维约夫。他在政治上倾向于改革，鼓吹“西方化”。1847～1877年这30年中，索洛维约夫一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在俄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著有《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29卷，所叙史事止于1774年，是一部空前庞大的俄国通史著作。索洛维约夫盛赞彼得大帝的改革，借此宣传其“西方化”的主张。
美国建国初期的史学 美国最早的历史著作都是些探险家所写的回忆录、北美殖民地行政长官所写的编年史和地方志。这些历史著作都是比较粗糙的，但对研究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有其不可移易的价值。
美国史学的发展是独立战争(1775～1783)胜利以后的事。在那次革命战争中诞生了美国，也诞生了美国的史学。
19世纪上半期美国著名的文学家 W.欧文 （1783～1859)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著有《哥伦布的生平及其航行》、《格拉纳达之征服》、《乔治·华盛顿传》，都是文情并茂的佳作。
美国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是J.斯帕克斯(1789～1866)。他先后编订了《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文牍汇编》、《华盛顿文集》、《富兰克林文集》、《美国名人传记汇编》。这些资料整理工作，对后来美国史学的发展甚有裨益。
美国史学的真正奠基者是 G.班克罗夫特（1800～1891）。他竭毕生精力，写了一部10卷本的《美国史》，始自美洲的发现，止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叙述美国如何诞生的史著，不仅以材料丰富见长，而且文辞华美，充满爱国激情，至今传诵不衰。此外，班克罗夫特还著有《美国制宪史》两卷，作为其《美国史》的续编和补充。
美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史学家是W.H.普列斯科特(1796～1859)。他著有《墨西哥之征服》和《秘鲁之征服》，分别叙述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创造的古文化，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用血腥手段征服这两个地区的经过。均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比普列斯科特稍晚而声名更著的美国历史学家是 J.L.摩特莱(1814～1877)。他认为16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与北美国独立战争颇为相似，同为争取独立自由的圣战，因此毕生致力于荷兰史的研究。著有《荷兰共和国之兴起》3卷，《荷兰共和国史》4卷。
在19世纪中期，黑奴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斗争，在美国史学中也有强烈的反映。
美国史学家中反对黑奴制最力的是 R. 希尔德雷思(1807～1865)。他著有《美国史》 6卷，义正辞严地谴责黑奴制，说黑奴制是与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意旨根本不相容的，理应废除。同时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各州之同意的联合，联邦政府的权力当然高于州政府的权力，各州不能用“州权论”来反对联邦政府的统一措施。这些论点在美国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德意志的史学 从19世纪中期起，在德意志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普鲁士学派的史学家明目张胆地用历史为普鲁士王朝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捧场喝采，普鲁士学派的史学被称为“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所御用的“宪警史学”。
在19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T.蒙森(1817～1903)。他学识渊博，才兼文史，在考古学、金石学、罗马史、罗马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著《罗马史》 3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此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罗马法制史》、《罗马各行省的历史》，都是令人叹服的鸿篇巨制。
在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西方历史学家开始倡导“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K.G.兰普雷希特(1856～1915)。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他又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如环无端，说不上哪个重要或不重要。这样，他就陷入多元论的泥坑，看不到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他著有《德意志史》12卷，所叙史事止于1870年，后来他又续出《补编》3卷，增述1870年以后的史事。
19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年，德意志史学家E.伯恩海姆(1850～1942)出版其所著的《史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综合与编写。为史学方法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英国的史学 W.斯塔布斯（1825～1901）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界的中坚人物。他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并负责编纂《不列颠史料集成》，在整理英国历史资料方面作出了贡献。斯塔布斯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宪政史》。此书始自凯撒时代，止于都铎王朝初期，把公元前 1世纪中期直至公元15世纪末叶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有系统的叙述。
与斯塔布斯齐名的E.A.弗里曼（1823～1892）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英国古代史》、《近代欧洲历史地理》、《西西里史》等书。他特别重视历史对当前政治的借鉴作用，曾谓“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
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J.R.格林(1837～1883)。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民的历史。其所著《英国人民简史》，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的主人，文笔优美，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就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历史。
J.布赖斯(1838～1922)主要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神圣罗马帝国史》和《美国的共和政体》。
英国史学中的剑桥学派，可以说是兰克学派在英国的一个分支，其精神上的祖师是J.E.E.阿克顿 (1834～1902) 。他竭力宣扬兰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并曾倡议编纂《剑桥近代史》。
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是J.B.伯里（一译布瑞）(1861～1927)。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伯里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并负责主编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
在20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G.M.特里维廉占有重要地位。他属于剑桥学派，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麦考莱的衣钵，认为历史是哲学和诗意的综合。他的主要著作有《英国史》和《英国社会史》。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年法国的史学 在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史学家中，影响较大的是J.V.迪律伊 (1811～1894) 。著有《罗马史》7卷、《希腊史》3卷，并负责主编《世界史汇编》。此外，他还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了数十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N.-D.富斯特尔·德·库朗日(1830～1889)。所著《古代城市》和《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均为制度史方面的要籍。
自19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如何评价18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一直是法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各个阶级、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历史学家，对那次大革命作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
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J.-J.-C.-L.布朗，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著有《十年史，1830～1840》、《法国革命史》、《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等书，借历史来宣传其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
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贡献较大的是F.V.A.奥拉尔(1849～1928)。他长期在巴黎大学主持“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并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专门刊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资料和论著，影响甚巨。奥拉尔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史》，对法国大革命作了热情的歌颂。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合力编纂多卷本的法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E.拉维斯(1842～1922)和A.N.朗波(1842～1905)。两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史学名家，同在巴黎大学任教。1893～1901年，拉维斯与朗波合作主编一部12卷的《世界通史》。接着，拉维斯又独力主编了一部18卷的《法国通史》和一部 9卷的《当代法国史》。
1898年，法国历史学家C.-V.朗格卢瓦(1863～1929)和C.塞诺博斯（1854～1942）合著了一部《史学导论》，专门讨论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
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年俄国的史学 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史学家中，Н.И.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占有重要地位。他生平著作甚多，其中主要的有：《拉辛叛乱记》、《史学专题论文集》、《传记体俄国史》。此外，他还编有《俄国西南地区历史文献汇编》。他是俄国第一个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历史的历史家。
19 世纪末叶至 20世纪初年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数到В.О.克柳切夫斯基。他继承了索洛维约夫的衣钵，主张“西方化”。同时又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他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任教，著有《贵族杜马在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作用》、《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俄国农奴制的起源》、《俄国历史教程》，均为研究俄国史的要籍。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史学 南北战争后，美国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南派”用种植场奴隶主的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北派”则用工业资产阶级、乃至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论述南北战争，其先驱者为H.格里利(1811～1872)。他原为新闻工作者，是“废奴运动”的中坚人物，著有《美国之冲突》，对南北战争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作了生动有力的说明。
自然科学家J.W.德拉珀(1811～1882)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除《欧洲学术发展史》外，还著有 3卷本的《美国南北战争史》，认为南北战争具有社会解放的意义，对以A.林肯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作了全面的肯定。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J.斯库勒(1839～1920)。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着重叙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斯库勒是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但他或多或少还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是“绝大多数平民的意志”。
在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中，专门研究北美殖民史的是F.帕克曼(1823～1893)，著有《涌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人流》、《半个世纪的冲突》等。
在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了鼓吹大海军主义的历史学家A.T.马汉。他著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纳尔逊传》，竭力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海上霸权的重要性。他这套黩武主义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扩建两洋大海军，加剧了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19世纪70和80年代，美国一些历史学家把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H.B.亚当斯 (1850～1901)和J.W.伯吉斯(1844～1931) 。他们承袭兰克的衣钵，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习明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学派，支配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
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学研究工作。1884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1895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写人民的历史，其代表者是J.B.麦克马斯特(1852～1932)，著有《美国人民史》 8卷。他跳出前人的窠臼，不专写政治史，而着重写社会文化史。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28任总统T.W.威尔逊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分裂与重新联合》，追溯南北战争的起因以及这次战争造成的后果。此外，他还著有《美国人民史》 5卷。此书系模仿格林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作，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是历史学家F.J.特纳。他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在西部有一条不断向前移动的边疆；美国居民不断向西移殖，使美国社会经常处于流动与创造状态，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其所著《新西部的兴起》，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论点。特纳和他的弟子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被称为边疆学派。不过实际上，边疆学派的论点是浮浅的，只是“美国例外论”在历史学中的表现。该学派不敢正视这一史实 :美国向西部的扩张，是以虐杀、灭绝印第安人的方式进行的。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J.H.鲁宾逊(1863～1936)和C.A.比尔德(1874～1948)。他们提出“现在主义”，声称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要使“过去”服从“现在”。在他们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他们惯于用历史来影射现实。与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一样，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将历年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史学》出版。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相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比尔德著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贩卖经济史观。并与其妻玛丽合著《美国文明之兴起》，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及至20世纪30年代，比尔德越来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甚至连虚伪的“客观主义”都不要了，说“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写作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作为记载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头脑中的想象和目的而写出来的东西；历史著作因人而异，客观真理是没有的。鼓吹历史相对主义，为一切奇谈怪论开了方便之门。
参考书目
James T.Shotwell ， The History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39.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2。
郭圣铭编：《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