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卷名：中国文学)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 305篇（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6篇“笙诗”，只存篇名）。《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来源与编集 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也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时孔子年仅 8岁。至于《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话，这只是说明孔子整理校订过舛误的《诗经》乐曲。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密切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 桧、 曹、豳等15《国风》，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 4篇，“商颂” 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诗经》的内容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怨愤和反抗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领主们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唐风·鸨羽》写没完没了的“王事”迫使人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魏风·陟岵》写一行役者望乡思家，回忆起父母兄长的嘱咐，叫他自己当心，不要死在异乡。《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等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伴随着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现离人思妇之作，士兵们厌战思家，妻子们怀念征人。这一类作品有《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等。《东山》写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满还乡时心情。他想到家园可能已经荒废，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执著地怀念家乡，深沉感人。
在《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都显示了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如《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了青年男女两无嫌猜、和谐欢乐的爱情；《郑风》中的《狡童》和《褰裳》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都十分真挚动人。而象《邶风·谷风》、《鄘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或者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或者描写了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其中的《氓》可称为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弃妇，她诉说着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婚后又如何勤劳贤惠，而那个“氓”却不久就抛弃了她。诗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
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象《周南·芣苢》，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者劳动将结束归家时的高兴心情。《豳风·七月》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农事诗，诗中不仅叙述了农奴们全年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忍受奴隶主经济上的掠夺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国风》中还有些揭露、讽刺诸侯荒淫无耻的作品，如《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等。这些诗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丑行，作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新台》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癞蛤蟆。齐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雄狐狸。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写周宣王时对狁的一些军事活动。到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虽为贵族统治集团中人物，却反映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代表作有《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蝇》，《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
《小雅》里也有少数民间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和《风》诗的风格完全一致。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其中有几首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初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其中《泮水》、《宫》二篇是臣子对国君的歌颂，有许多夸张的描写。它对汉大赋的形成，曾有影响。《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如《玄鸟》、《长发》、《殷武》等篇，描叙商民族在开国时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就大业，虽属歌功颂德，却颇有宏伟气象。
《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象《七月》、《氓》、《溱洧》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鄘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芣苢》；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诗经》中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的技巧，对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这段话说明了《诗经》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较整齐，这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间有一字句和九字句。这种长短不齐的句式，错综变化，灵活自由，读来节奏自然。《诗经》中多种多样的句型，可说是后代各种诗体发展的滥觞。
《诗经》的影响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这在《左传》、《国语》中例子极多，当时叫做“赋诗言志”。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经秦始皇焚书，《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其中有少数散佚。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毛诗》则属古文经学。《鲁诗》、《韩诗》，汉武帝时并设博士之官，传授讲解。《鲁诗》到西晋时亡佚；《韩诗》至南宋以后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 6卷。《齐诗》，汉景帝时设博士，到三国魏时亡佚。《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初由鲁人毛亨传给毛苌，即所谓“毛传”，在西汉时未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毛诗》逐渐盛行，章帝时立于学官，经学大师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郑玄并为之作“笺”，对毛传颇有异同，通称《毛诗传笺》。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
《诗经》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所喜爱。
参考书目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北京，1980。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