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卷名：政治学)
中国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学派主要代表。生平与著作 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世家，与李斯同师从于荀子。他精研申不害学派、商鞅学派及管仲学派的著作，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厉行法治，奋发图强，但未被采纳。他擅长写作，撰有《说难》、《孤愤》、《五蠹》、《显学》等名篇。他的著作传至秦国，秦王嬴政（后来称帝为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等篇甚为赞赏。公元前 233年，韩非出使秦国，他上书秦王，建议先伐赵，缓发韩，遭到秦臣李斯、姚贾陷害入狱，被迫在狱中服毒自杀。其著作10余万言，经后人整理成书，即《韩非子》。
韩非继承前期法家学说，总结各国政治经验，适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以“法、术、势”结合为特点的一套帝王统治之术，形成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新学说。
基本政治思想 韩非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反对复古的历史观 他把社会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时期，认为每个时期各有其特点，“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不同，解决的办法也应该不同。面对当时各国分裂割据的战乱局面，他反对法先王，道尧舜，强调“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古代的东西不适用于当世，应从当世之事出发，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暴力论 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谋取私利。他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诸如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主奴关系等等，都说成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并指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备内》）。
从性恶论出发，韩非认为人都是“骄于爱而听于威”的，不能希望用说服的办法使人们去做好事。韩非指出，十分疼爱子女的父母无法把子女教育好，而同子女毫无恩德感情的官府却能用暴力来改变他们的行为。他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蠹》）。在赞颂暴力的同时，韩非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他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说明仁义道德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今日，“治急世之民”，不能用“宽缓之政”。
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论 韩非总结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吸取他们学说中的长处，把慎到倡导的“势”，商鞅提倡的“法”和申不害强调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理论体系。韩非的政治纲领是“尊主安国”，认为民众的根本利益在于有一个富强的国家，而一个富强的国家必须有一个有权威的君主。他是一个国家至上论者，提倡尊君，目的在于安国。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韩非认为，君主必须：
① 拥有无上权威牢牢掌握专制大权，在法、术、势理论体系中，势是法和术的前提和后盾。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立法出令、生杀予夺的权力。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同任何人分享，有了这个权力，就能使臣民服从自己。他把国家比作车，把势比作马，君主能否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势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安危。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韩非认为刑德是君主须臾不可离的权柄，是制服臣民的法宝。他指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伐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二柄》)。
② 主持制定以君主至上为特征的统一的成文法。在韩非的法、术、势君主专制理论体系中，立法决策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坚持以法治国，强调“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反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他认为，实行法治，重赏严罚，即使“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外储说左下》）。韩非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心治，如果“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反之，“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的法治原则是：第一，法要统一。法应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法不应彼此矛盾，前后不一。他说：“法莫如一而固”（《五蠹》）。第二，法要严峻。韩非和秦国法家一样，是重刑主义者。他认为，重刑的威慑可使人不去触犯刑律，达到“以刑止刑”的目的。他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衺，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奸劫弑臣》）。第三，法要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合理，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袒亲贵，他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用人问题上，他强调“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八奸》)。第四，执法要信。所谓信，就是法的条文怎样规定就怎样执行，不打折扣。韩非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左上》）。但是，韩非的主张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可不受法令的制约。
③ 用好驾驭臣僚的“术”。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考核臣僚特别是大臣、近臣的一种手段。韩非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内容丰富，主要是：第一，君主要把自己装扮得高深莫测，君主对臣下不要表示真实的感情，“若天若地，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扬权》），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摸清底细而钻空子，“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主道》)。第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在暗中观察，出其不意制人。韩非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主道》），又说:“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观行》)。第三，君主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权势不可以借人”。他主张坚决打击大臣们拉帮结派，朋比为奸的行为。他说：“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众公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外储说左下》）。对于大臣们结成朋党，一定要断然处置，“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掘其根本，木乃不神”（《扬权》）。
概括起来，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是完整的君主专制政治学说，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耕战为主要内容的富国强兵主张 韩非根据战国末期战乱不休的社会现实和实现政治统一的需要，把坚持耕战政策看成是富国强兵之本，指出：“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心度》），又说：“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征》）。
影响 韩非的暴力论、法术势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富国强兵的耕战理论，不但在当时影响了秦始皇的政治路线，而且对后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