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卷名：哲学)
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父黄尊素，明天启间官至御史，因与魏忠贤阉党斗争，于天启四年被捕，死于诏狱。时黄宗羲17岁。崇祯元年，阉党遭禁，黄宗羲赴京讼冤，以铁椎伤仇人宦官许显纯。崇祯十一年(1638)，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南京图谋再起，黄宗羲与复社领袖顾杲为首签署《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等人的罪恶。清兵入关后，阮等在南京拥福王监国，对复社进行镇压，黄宗羲被捕。清兵攻陷南京，黄宗羲得以逃回家乡。时明吏部给事中熊汝霖等举兵抗清，黄宗羲集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响应，号“黄氏世忠营”。抗清失败后，感到复明无望，乃隐居家乡，总结明亡教训，著述终生。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算学、地理等等均有研究，尤长于史学，创浙东史学派，开清代史学研究新风。他一生著作70余种，1000余卷，重要的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定》、《南雷文案》、《南雷文约》等。
哲学思想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在理气关系上，他基本上坚持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一本也”，“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说：“世儒分理气为二，而求'理于气之先'遂坠入佛氏障中。”认为理只是气运行变化的条理，只存在于气中。在心物关系上，则倾向于王守仁心学，持唯心主义观点。他说:“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把气与心、理与性等同起来，混淆了心同气的原则界限，得出了“心即气”的错误结论，把心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盈天地皆心也”，“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黄宗羲哲学上的这种深刻矛盾，表明他既已走上了冲破理学的道路，却又无力摆脱理学的羁绊。这是时代对哲学家影响的结果。
社会政治思想 黄宗羲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和他思想的最精彩之处，是他对封建主义君主专制进行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上古时代，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这种关系被颠倒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君主为一人之私，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认为如此不如无君。黄宗羲在《原臣》中明确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爱乐”，认为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在君臣关系上，他严厉批判君把臣作为奴仆的隶属关系，认为君、臣对天下万民的事，要共同负责。他反对君把臣作为奴仆，也反对臣对君尽愚忠。黄宗羲在《原法》中区别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立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三代以下之法”，只是为君主“一己而立”，他呼吁废除“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
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他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认为一切大政方针，都应出于学校。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有议政的职能和监督的作用，服从舆论，决定是非，有近似议会的性质。
黄宗羲反对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陈旧观点，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的思想，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体现出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高涨和出现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特点，而且成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清廷曾列为禁书，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它复印、散布。黄宗羲的思想在中国初期民主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