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卷名：法学)
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清兵南下，曾坚持抗清斗争十余年，后隐居著述。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他通晓经史，学识广博，尤以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著称。他的法律思想也贯穿了批判专制主义法制的精神。著有《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明夷待访录》一书是黄宗羲从思想上总结明亡教训的产物，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朦胧地闪耀出民主主义的光华。不仅对清初思想界具有启蒙意义，而且是200余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声讨封建专制制度的檄文。黄宗羲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对他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摆脱固有的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剔除了君权神授的神秘主义，用“利”、“害”的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和实质。他赞美“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尧舜之世，抨击“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今世。谴责把国家当作君主世代承袭的私产。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针对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他阐述了君臣“名异而实同”的平等的师友关系。臣的职分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何况天下之大决非君主一人所能治理，而是只有君民共治才能治理好的。
黄宗羲主张学校应成为具有“公其非是”职能的议政机关，太学祭酒可以面对君主直陈“政有缺失”，使其“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地方学官也有权纠绳或谴责郡县长官所行的政事。学校议政反映了封建士大夫渴望参加政权的心理。
黄宗羲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所谓“天下之法”是指夏商周三代以上之法。由于天下之法着眼于天下生民的生养教化，“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因此，“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是“无法之法也”。至三代以下所立之法，是出于君主一姓，“利欲之私”，而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的“一家之法”，因此，“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是“非法之法也”。黄宗羲根据“公”、“私”来划分三代上下之法，揭示了阶级社会法律起源于私，这种认识是可贵的。他对君主“一家之法”的抨击，以及提出用“各私其私，各利其利”为原则的“天下之法”，取代藏天下于一姓“筐箧”之中的“一家之法”，不仅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而且表达了中小地主和工商市民争取法律权利的要求。他认为，由于君主们立法为私，其所立之法必然要损害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即使是开国之君制定的一代立法，也并非神圣不可以改变。他批评标榜“守法无违”、“法祖从王”而不知变通的宋明理学家是不足取的“俗儒”。为了论证“一代有一代之法”的合理性，黄宗羲扼要阐述了自秦以来历史发展中的“古今之变”，强调立法者应根据时势，“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不能在“非法之法”中间彼此周旋。这些论述赋予了“法与时转则治”的进步观点以反对专制主义的含义。
黄宗羲也反对为封建君主专制辩护的“有治人无治法”、“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的传统看法，认为不打破“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君主“一家之法”，虽有“能治之人”，也无法施展其才智；虽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也难以取得功效。因此，他强调法重于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良法，再辅以“能治之人”去执法，就会相得益彰，“无不行之意”。即使不得其人，也因法律的约束，不致“深刻罗网”，反害天下。
为了立“天下之法”，实行法治（见法家），黄宗羲呼吁革除胥吏窃权弄法的弊症，指出：胥吏“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他主张中央和地方掌簿书的胥吏，分选进士、监生、弟子担任。基层则取消胥吏，改由农民轮流值年服差役，以便建立一种能够“公平”执法的司法体系。
黄宗羲的法治思想，是对于封建时代如何治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明末皇帝专权、宦官恣肆、法纪废弛而发的。他希望用法律来限制皇帝、贵族、官僚的特权，表现了某些君主立宪政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