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卷名：中国文学)
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生平 黄遵宪生当鸦片战争爆发后8年，少年时即遭逢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12岁时，太平军第一次攻破嘉应州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深刻震撼使黄遵宪成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从16岁起，黄遵宪的生活经历约分四个阶段。
①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黄遵宪自述：“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东海公来简》）新的形势使黄遵宪感到，传统的汉学、宋学已经不能挽救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黄遵宪于兴奋之余，写下了《感怀》诗。诗中批判复古主义，提出“法弊无万全”、“正当补弊偏”，表明了17岁的黄遵宪已经有了改革思想。次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嘉应州，黄遵宪于新婚后数日即跟着全家逃难；到同治五年(1866)，才安定下来。次年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去广州参加乡试。同治十三年(1874)，以拔贡生的资格去北京应廷试，但都没有考中。其间，黄遵宪到过香港、天津等地，使他有机会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内忧外患和自身的经历，促使黄遵宪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思想。光绪二年(1876)，他在诗中明确地主张改革科举。这年秋天，黄遵宪考中举人。十二月，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黄遵宪应邀任参赞。
②出使阶段(1877～1894)。光绪三年（1877）十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由惊怪、犹疑，逐渐发展为肯定。他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已亥杂诗》自注)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在此期间，他读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朦胧地感到“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
在日本，黄遵宪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欢迎，和源辉声、青山延寿、石川英、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经常笔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五年，黄遵宪出版《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赞扬。源辉声征得黄遵宪同意，将原稿埋藏于东京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刻石树碑。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其子为了实践父亲“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也将诗冢迁移到了平林寺。
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黄遵宪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美国大选，黄遵宪目睹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许多怪事，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得出了“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的错误结论。
光绪十一年，黄遵宪请假归国，在家乡埋头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凡例》）。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次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入京，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的赞许，被推荐为驻英二等参赞。
③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光绪二十年，正当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调令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随即参加强学会。自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十月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翁同龢的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封建保守势力攻击他“阴狡坚悍”，说“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因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八月，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当黄遵宪行抵上海时，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被参奏“奸恶”与谭嗣同辈相等，“请旨饬拿”，“从严惩办”（《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
④乡居阶段(1899～1905)。黄遵宪还乡后，思想郁闷，经常和丘逢甲唱酬往来。光绪二十八年，黄遵宪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二人经常以长信交换意见，讨论立宪、革命、保教、保国粹、人物评价、文学改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积极支持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但反对梁启超的貌似激烈的“破坏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黄遵宪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新体诗的创作，因此，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光绪二十九年，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次年末，黄遵宪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但这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深。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旧历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逝世。
文学思想 明清以来的诗坛，拟古主义严重，学诗者视古人为偶像，刻意模仿，以制造假古董为荣。黄遵宪鄙视这种诗风。《刘甔庵诗序》说“百余年来，或矜神韵，或诩性灵”，“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未刊稿》)。他认为，其症结就在于迷信古人。《杂感》诗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他指出：今古是发展的，今不必卑，古不必尊，应该摆脱古人的拘牵，敢于“我手写我口”。又指出：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各具特色，其原因就在于后代不模仿前代，创意命辞，各不相师。《与朗山论诗书》说：“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黄遵宪并不反对向古人学习，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自曹氏父子、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至晚近小家，无一不可成为自己“炼格”的对象。这种学习取径要广，必须“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且必须善于抛弃古人的糟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把这种境界叫做“诗之中有人”。
黄遵宪主张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找寻诗的源泉。他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等大千世界的变幻是无穷的，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等人的感情是无尽的，治乱、 兴亡、 聚散、离合、生死、贫贱等社会现象是相异的。现实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只要将个人“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一一笔之于诗，那么就不是古人、后人所能争衡的（《与朗山论诗书》）。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把这种境界称之为“诗之外有事”。唐代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陆游主张“功夫在诗外”，黄遵宪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揭示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黄遵宪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诗对于现实的反作用。晚年，他对西方文艺史有了一定了解，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正确认识到诗歌可以“鼓吹文明”，为维新变法服务;但以为它可以“左右世界”，则过于夸大。黄遵宪在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时并没有忽视它的艺术特征。他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致饮冰主人手札》）
针对古典诗歌格律过严的情况，黄遵宪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这实际上是主张吸收散文的特点和句法来写诗，从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
针对古典诗歌语言日益僵死的情况，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勇敢地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感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自群经三史、周秦诸子之书，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以至当时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一概可以作为诗歌语言的取材范围，这就大为丰富了诗歌的语言源泉。
黄遵宪自小熟悉家乡的民歌，由此领悟到《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他高度评价民歌手的才能，“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但是，他还认识不到吸收民歌营养对于文人诗的意义。
黄遵宪的上述主张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较之谭嗣同、夏曾佑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界革命”要高出许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他曾以一部赠给日本友人源辉声，并对另一日本友人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他认为，小说必须有神采，有趣味；作者必须富阅历，饱尝烂熟社会中所有情态；又必须积材料，具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能得心应手地驱使通行俗谚，以至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等。
黄遵宪还是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要求改变汉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严重脱离的状况，创造一种“明白畅晓，务期达意”的新文体，力求做到“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黄遵宪的这些主张，比之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要早12年。
诗歌创作 黄遵宪诗现存约1000余首。诗是黄遵宪的“余事”，但却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黄遵宪自觉地以诗歌来反映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呼吁人们维新救国，内容丰富，可以称为一代诗史。
黄遵宪诗的首要内容是反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歌颂爱国将领，批判投降派丧师辱国的行为。《香港感怀》、 《羊城感赋》、 《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等追念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往事，对《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耻辱的城下之盟表示愤慨。同治四年(1865)以后，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先后入侵新疆，黄遵宪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诗中表现了他从军卫国的愿望。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谅山战胜法军，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黄遵宪在《冯将军歌》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位70岁的爱国老将，描绘了清军英勇杀敌，“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的壮观场面。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黄遵宪为此写下了一组诗篇，系统地反映这次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后果。《悲平壤》歌颂壮烈牺牲的将领左宝贵，谴责撤军败逃的叶志超。《哀旅顺》、《哭威海》，分别写两个战略要塞的陷落。前诗极写旅顺之险，而失守一事，只有寥寥两句，无限的哀痛和愤怒尽在不言之中。后诗全用三字句，短促的音节使人有悲泣哽咽、不能成声的感觉。《降将军歌》斥责北洋海军的投降派将领，揭露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乞怜偷生的卑劣情态。《度辽将军歌》讽刺狂妄自大而又昏庸愚昧的统帅吴大澂，他口出豪言，自夸必胜而实际上则不堪一击。《马关纪事》写战败签约，割地赔款的悲愤。《台湾行》指出台湾是“我高我曾”开辟出来的神圣领土，批评扬言守土而又仓皇内渡的清吏，斥责投降日本的败类。《书愤》写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诗人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虑。
黄遵宪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批判封建顽固派、批判封建文化，抒发维新变法、振兴中华的愿望。《感怀》讽刺“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的世俗儒生，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杂感》指责封建统治者以八股制艺诱人入彀，使知识分子的精力疲于无用的丹铅之中。《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反对清朝统治者撤回留学生的愚味政策，鲜明地提出：“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抒写以明治维新为鉴进行变法的宏愿。《赠梁任父同年》勉励梁启超以精卫填海之志出手大干，希望由此出现一个“黄人捧日”，光照大千的局面。戊戌政变发生后，黄遵宪的一腔忧愤完全倾泻到了诗作里。《感事》写谭嗣同等被害，维新志士被清洗，表现“寒蝉噤众官”的窒息气氛。《寒夜独坐卧虹榭》、《小饮息亭醉后作》、《仰天》等抒发乡居后的抑郁不平。《己亥杂诗》是一组仿龚自珍同名之作的身世感怀诗。其中“滔滔海水日趋东”一首写中国必然要变革，“万法从新”的信念。同一时期写作的《己亥续怀人诗》写对戊戌幸存者陈宝箴、徐致靖等人的系念，也包含着对变法失败的无限感慨。黄遵宪虽然不赞成革命，但他始终强烈地渴望祖国和民族的强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写作了《军歌》24首，呼吁人们以死求生，改变国势衰弱的局面。黄遵宪设想，经过对侵略者决死的战斗，中国军队大胜，鼓吹齐鸣，铙歌奏凯，嚣张跋扈的帝国主义者瑟缩谢罪，彼此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新约。梁启超盛赞此诗，认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饮冰室诗话》）。
“百年过半洲游四”（《己亥杂诗》），黄遵宪长期出使国外。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描写海外风物的诗篇。《日本杂事诗》总数达200首，全部为绝句，系以小注，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百科全书性的大型组诗。《樱花歌》写日本举国观花的盛况。《不忍池晚游诗》、《游箱根》写日本的秀丽山水。《都踊歌》是黄遵宪的一首译诗，写西京街头青年男女轻歌妙舞的情态和他们对爱情生活的祝福。此外，锡兰岛卧佛、英国温则宫、伦敦大雾、巴黎铁塔、苏彝士运河、埃及象形石柱、新加坡的华人山庄，都一一成为黄遵宪的歌咏对象。黄遵宪的这些诗，空前地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所以，他曾不无自负地表示“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黄遵宪有一部分海外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表示中日友好，同御外侮的良好愿望。《近世爱国志士歌》写日本吉田松荫等维新人物，歌颂他们“前仆后起”的精神，“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逐客篇》写美国排斥华工运动。《纪事》如实地描绘美国总统选举的各个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欺骗。
《山歌》是黄遵宪集中一组别具风格的作品。它们描写青年女子对忠贞爱情的期待以及离别、相思之情。语言活泼、天真，表现上则采取谐音、双关等传统的民歌手法。郑振铎曾誉之为“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中国俗文学史》）。《新嫁娘诗》写少女在出嫁前后的生活与心情，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它所描绘的婚嫁情况，宛如一幅色彩缤纷的嘉应民俗图。
在艺术上，黄遵宪的诗表现了下列特点：
①善于状物写事，刻画鲜明的形象。黄遵宪善于写景，也善于写场面，如《纪事》，写美国总统竞选以杂耍招徕看客。“铁兜绣裆，左右各分行。宝象黄金络，白马紫丝缰。橐橐安步靴，林林耸肩枪，或带假面具，或手执长枪。金目戏方相，黑脸画鬼王。”宛如一个个跳动的特写镜头；“齐唱爱国歌，曼声音绕梁。千头万头动，竞进如排墙。”又宛如阔大的全景。它们生动地表现了“纵观场”上百戏杂陈，光怪陆离的景象，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黄遵宪尤其善于写人物，如《度辽将军歌》，先是写吴大澂在岁朝大会上模仿汉初名将樊哙，故作豪举；次写他伸拳揎袖，卖弄武功；再写他讪笑败军将领；末写他大言自夸。经过这几层渲染，吴大澂骄狂的情态，须眉毕现。其他如《冯将军歌》、《聂将军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都能以精练的语言勾勒出人物面貌。
②善于铺展恢张，写作汪洋广博的宏篇。《锡兰岛卧佛》全诗2000余字，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中国古典诗中少见的长诗。梁启超曾说：“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有诗以来所未有也。”(《饮冰室诗话》)《番客篇》写在南洋参加的华侨富商婚礼，从门庭、陈设、嫁妆、服饰、宾客、新人，一直写到迎亲、交拜、宴会、傀儡戏、博弈，又写到更阑酒散后的娓娓长谈，细致周详，直似汉赋。类似的长诗还有《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流求歌》、《逐客篇》、《春夜招乡人饮》等。和古典诗歌比起来，它们的规模和容量都大为扩充。
③善于吸收和运用散文的特点写诗。《冯将军歌》采用《史记·魏公子列传》的笔法，多次使用“将军”二字，如：“奋梃大呼从如云，同拚一死随将军。将军报国期死君，我辈忍孤将军恩。将军威严若天神，将军有令敢不遵，负将军者诛及身。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将冯子材写得虎虎有生气，又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敬佩之情。黄遵宪常以散文句入诗，如《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它们伸缩自如，参差错落，别具一种音韵美。
④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意境。黄遵宪的诗有时气势磅礴，豪语满纸；有时恬淡自然，宁静舒缓；有时雄辩滔滔，议论风生；有时幽默诙谐，情致盎然；有时匠心雕镂，精细入微；有时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情况，和黄遵宪博采兼收，不拘限于一体、一格的学习态度有关。
⑤敢于创新。黄遵宪的诗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表现了新的时代特点。他的新派诗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写新事物、新思想，但保持旧体诗的格律。如《今别离》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写“月不同时地各别”，“彼乍东升此西没”。梁启超称这类诗“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其二，打破旧体诗的格律，但又保持了诗歌应有的韵律和节奏。如《军歌》，每首六句，第一、三、五句为七言，二、四句为五言，第六句为三言。《幼稚园上学歌》则三、五、七言夹杂。它们都可以配谱歌唱，较为通俗，一般不用典。黄遵宪对《军歌》最满意，致函梁启超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愿任公等拓充之，光大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函）。
黄遵宪的思想和创作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他仇视太平天国，仇视义和团，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力图用改良来代替革命，在保存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有时表现为错误的大国主义。
黄遵宪认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与严几道书》），因此，在诗歌改革上不能跨出更大的步子。他尝试写新体诗，但主要还是利用旧形式创作，语言也主要以古籍为源泉。在艺术上，往往议论过多，未能摆脱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在《与丘菽园书》中，他自述说：“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途程。
本集和研究资料 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 《日本国志》、 《人境庐诗草》等 3种。《日本杂事诗》 2卷。版本众多，以光绪五年(1879)总理衙门刊行的同文馆聚珍版为最早。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使英期间重加改订，于光绪二十四年由长沙富文堂以木版刊行，成为定本。
《日本国志》40卷。光绪十六年(1890)始刊于广州富文斋，嗣后有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等。
《人境庐诗草》11卷，黄遵宪自编，黄遵庚初校，梁启超复校，宣统三年(1911)刊行于日本。
黄遵宪的集外诗文，近年来陆续有所发现。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的《人境庐集外诗辑》。1981年，《文献》杂志发表了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与日本人士的笔谈记录也已由实藤惠秀、郑子瑜二人辑出，编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68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
参考书目 麦若鹏：《黄遵宪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 1957。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