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刊物(卷名：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由文学团体创造社先后出版，包括《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在内的多种刊物。
1921年 7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了创造社，即决定用“创造”的名称出版季刊。由于一时没有商妥承印书局和人力单薄，结果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女神》、《沉沦》等《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创刊号则延至1922年5月 1日始出版（原定出版日期为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共出2卷6期，于1924年2月28日停刊；第1卷出4期、第2卷只出2期。由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出至第2卷2期时，本来计划出版第 3期，编刊《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因受政治、经济压迫未能实现，“季刊”乃告结束。《创造》(季刊)以发表创作为主，兼刊理论批评和翻译。它的出版，是创造社作为一个在前期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艺团体从事文学活动的正式开始，在新文学运动中被目为“异军突起”。《创造》（季刊）出版后，由于与当时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和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研究会文艺主张不同，又曾因指摘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与胡适等人发生论争，引起读者重视和文艺界强烈的反应，第1卷第1期出刊后于1923年6月20日即行再版（同时改为横排，以后各期均为横排），以后各期不断重印，最多的重印7次；并曾按卷出版汇刊、全年汇刊等版本。
鉴于季刊在时间性上跟不上当时新文学形势发展的需要，1923年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聚集上海，决定在季刊外另出一种政治、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综合性刊物《创造周报》；周报创刊于1923年5月13日，终刊于1924年5月19日，共出52号，仍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周刊问世后，在文艺界引起更大影响，销数不断增长，亦屡次重印。1923年7月中旬，上海《中华新报》看到创造社声誉日盛，乃由该报主笔张季鸾要求创造社替该报每天编一版文学副刊，定名为《创造日》；1923年7月21日创刊，1923年11月2日停刊，前后经历105天，共出100期（因第23期编号重复，实际出版101期）。《创造日》属于一种政治、经济、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日刊，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
有这三个刊物作为阵地，除了由参加创造社的成员撰稿外，还团结了不少青年作者不断发表作品，成为前期创造社最活跃的时期，郭沫若早期著名的诗剧《棠棣之花》(《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诗作《星空》（《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和剧本《卓文君》（《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等；郁达夫早期著名的小说《茫茫夜》（《创造》季刊第 1卷第 1期）、《春风沉醉的晚上》（《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茑萝行》（《创造》季刊第 2卷第 1期）等；成仿吾早期论文《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等，以及他们介绍英国王尔德、拜伦、雪莱、波斯莪默伽亚漠，德国歌德、尼采，法国罗曼·罗兰等的文学及其译作，都最早发表在这些期刊上。创造社的成员和他们所团结的青年作者如田汉、张资平、郑伯奇、陶晶孙、何畏、方光焘、张定璜、滕固、王独清、周全平、洪为法、敬隐渔、刘梦苇、倪贻德……的许多成名之作，都先后是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不属于创造社成员的淦女士（冯沅君）的名作《隔绝》、《隔绝之后》，先后发表于《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创造周报》第49号，而稍后成立的新月社作家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以及沉钟社的诗人冯至，也都曾经在这些创造社的刊物上撰写过文章，发表过作品。1923年下半年郁达夫去北京大学教书，1924年4月郭沫若重往日本，同年5月成仿吾准备南下广州，这三个期刊先后停刊。
《创造周报》停刊后不久，经留在上海的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和严良才等人在清理“周报”余稿时提议继办《洪水》周刊，在成仿吾动身前作了决定，《洪水》周刊遂于1924年8月20日创刊，内容偏重批评，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但只出了 1期。1925年夏周全平、洪为法等人又酝酿复刊，改为半月刊。《洪水》半月刊复刊第1号于1925年9月出版，1927年12月终刊，共出3卷，计36期，第1、2卷，即1到24期均由周全平编辑，1到12期由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3到36期由创造社出版部发行，第25期后由郁达夫等编辑。在《洪水》半月刊上曾开展了对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刊于第1卷第7期)一文的讨论，发表了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及曰归(即郁达夫)《广州事情》（第3卷第25期）、《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第 3卷第26期）、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第 3卷第29期）以及毛尹若《马克思社会阶级观简说》（第3卷第28期）等文，预示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开始“转换方向”的发展。
在《洪水》半月刊发行期间和停刊后，创造社同人又致力于《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的编纂工作：《创造月刊》创刊于1926年3月16日，1929年1月10日停刊，共出2卷，第1卷出12期，第2卷出6期。创刊初期内容、性质也大体如同《创造》季刊，但不久即标志了创造社政治上的转变。2卷起经过改革，起了质的变化，即从“纯文艺的杂志”转变为提倡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开始了被称为后期创造社的活动。《创造月刊》 1卷 1、2期由郁达夫主编，3、4期由成仿吾主编，5、6期由郁达夫主编，7、8、9、10期由王独清主编，11期又由成仿吾主编，从1卷12期起，创造社文学部成立后即由文学部编辑，至2卷5期又转由文艺部编辑。这个月刊是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发行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蒋光赤的《鸭绿江上》和他所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一文，第 1卷第 3期发表了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第1卷第9期发表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开始表明了创造社方向转换的态度，并发表了郭沫若以麦克昂笔名所写的《一只手》。第2卷第1期起刊登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及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与1928年 1月15日创刊的《文化批判》月刊及蒋光慈等另组太阳社并于同年1月1日创刊的《太阳月刊》一起，同鲁迅等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创造月刊》出至第2卷第6期后原有出版第7期的打算，但由于政府当局的压制，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封而停刊了。
本来在1928年1月间，鲁迅和创造社的郭沫若、郑伯奇等曾决定组成联合阵线，恢复《创造周报》，并在元旦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上发表了以鲁迅为首，郭沫若（麦克昂）、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都列名的《〈创造周报〉复活宣言》，但刚从日本弃学回国的创造社新的成员认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了前议，由创造社另外出版偏重政治理论与文艺批评的《文化批判》月刊，以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为主要撰稿人。此时郭沫若已亡命日本，郁达夫则脱离创造社，由成仿吾总揽社务，并用石厚生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以后成仿吾亦赴法留学。《文化批判》月刊1928年1月15日创刊，共出5期。同年还有华汉（阳翰笙）、李一氓（李民治）负责出版的小型半月刊《流沙》问世，亦共出 5期。与创造社有关的期刊，尚有《Ａ·11·》周刊（1926年4月28日──1926年5月26日）、《幻洲》周刊（1926年6月12日──1926年6月18日）、《新消息》周刊（1927年3月──1927年7月）以及《畸形》半月刊（1928年5月30日──1928年6月15日）、《思想月刊》（1928年 8月15日日创刊）、《日出旬刊》(1928年11月 5日──1928年12月15日)、《文艺生活》周刊（1928年12月 1日创刊）、《新兴文化》月刊(1929年 8月出版，仅出创刊号一期)、《新思潮》月刊（1929年11月15日──1930年7月1日，共7期，第7期改名《新思想》）等。从《创造》季刊到这些刊物的先后出版，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不仅形成了以前期创造社为主的浪漫主义倾向的文艺流派，与当时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和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研究会一起，促使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的文学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且在后期创造社活动时期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