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卷名：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亦称作“国学”、“国子学”，“言学以国子名，所谓国之贵游子弟学焉”。西晋武帝咸宁四年 (278)，针对晋初太学生“既多猥杂”，为了“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故于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炀帝始改为国子监。唐宋时，国子监作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明朝国子监规模宏大，分南北两监，一在南京，一在北京。南监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规制尤盛，“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制之备，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尝闻也。”清朝国子监沿袭明制，“设六堂为讲肄之所”，“六堂讲师，极一时之选”，“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后逐步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形同虚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遂废。
在监读书的生徒称监生、太学生或国子生。历代对生徒入学的资格 、来源和名额都有不同的规定 。唐代“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宋代“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明朝规定“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额。”学生来源则有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清代监生身份品级与明朝差不多，但成分更为复杂，“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凡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通谓之国子监生”。从“例监”、“例贡”看来，明清两代可以用钱买得国子监生的资格身份。监生入学常有一定的仪式。有些朝代规定生徒入监时要行束脩之礼。如唐代规定监生入学时要举行敬献束脩之礼的隆重仪式，由生徒自动敬赠绢三匹，其中三分送博士，二分与助教。监生可以在监内寄宿，发给膏火，供给膳食，享有免役权利。明朝监生的生活待遇较为优厚。除了政府“广为号舍以居之，厚其衣食而养之”外，明太祖还亲自钦定监生统一服装──“襕衫”，逢节令赐以“节钱”；有家眷的特许带家眷入学，每月支粮六斗。有时皇帝还特赐布帛给家长或妻子。例如，洪武十二年赐诸生父母帛各四匹。洪武三十年，赐监生家属每人两尺夏布。
总管监务的头领称国子祭酒或判监事。教官名称和编制数量历代不同。唐代设“国子监博士五人”。“助教五人，掌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宋初设直讲八人，专任教授。元丰以后，改变章程，设祭酒一人，总管监务，下设司业、参承、主簿各一人。明朝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籍一人，俱从九品。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要由“当代学行卓异之名儒”充当。如唐代的韩愈、孔颖达，宋代的（程颢、程颐）、胡瑗，明朝的宋讷、李时勉、陈敬业，清代的孔尚任等，皆是在国卫监、国子学执教任职的一代名儒。历代统治者对他们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如洪武四年(1371)中书省户部定文武官禄为:国子祭酒270石，司业180石，博士80石，典簿70石，助教65石，学正60石，学录50石。另外还有其他赏赐。
为了培养封建社会的“文武之材”，俾“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历代统治者规定五经或四书为国子监的主要教材。唐代生徒修“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和“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兼习时务策、《论语》和《孝经》。宋代习四书、五经。明太祖圣谕定“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下令删除孟子一书中有关民贵君轻等思想的论述85条，规定所删条文“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另钦定 170多条的孟子节文刻板颁行国子监等学校。清朝监生每日功课仍是四书、五经、性理、习字。乾隆二年，曾命“仿宋儒胡瑗经义斋、治事斋法，严课诸生”。
历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管理都很严格，颁行各种管理制度，包括考试升降制度和放假制度。唐朝对博士、助教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国子生的考试制度和放假办法一如太学生（见太学）。明朝依文化程度高低，把国子监分为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等六斋，以率性程度最高。每季试3次，一年内积满8分为合格;一年半后分别升斋;肄业期满即分派到各衙门实习。据《明会典》所载，令国子监分拨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 3个月，考核引奏；勤谨的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依次取用；平常的再令历练；才力不及的，送还国子监读书；奸懒的发充下吏。监生坐堂期间，管理极严。明朝政府订颁了56条监规，严禁各种越轨言行，违者“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清政府于顺治初颁布了监规18条，严禁监生“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这是封建专制政治在教育上的反映。
国子监在加强学校管理、培养文武官吏、造就各种高级专门人材、繁荣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纳育各国留学生、促进中外友好文化交流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