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晋南朝墓葬(卷名：考古学)
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等地区的吴蜀、两晋、宋、齐、梁、陈时期的墓葬。长江下游南京附近地区，为吴、东晋、南朝各代都城所在，故发现的吴晋南朝墓葬数量较多，并且还保存有许多南朝陵墓石刻。长江中游武昌、鄂城地区，也发现了不少较重要的吴晋南朝时期的墓葬。闽广地区西晋以后经济发展较快，故发现的墓葬以东晋南朝时期的为多。川滇地区原属蜀汉，故多蜀汉、两晋墓。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发现的吴晋南朝墓葬总数已超过千座。这一时期的墓葬绝大部分是砖室墓，以单室和有前、后二室的数量最多，墓顶多为券顶，也有平顶或穹窿结构的。墓内随墓的器皿，从以陶器为主逐步改变为以瓷器为主。还常见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墓地内各墓排列有序，墓内并放置有表明死者身世的墓志，帝王陵墓的墓前还有精美的神兽、石柱等石刻（见彩图）。在四川地区，又常见具有地方特点的崖墓。数量众多的吴晋南朝墓葬，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长江流域的开发，南方的社会经济逐步繁荣的情景。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为研究吴晋南朝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吴晋南朝墓葬只有零星的发掘工作，如1930年南京古物保管所在南京栖霞山发掘过3座六朝墓，1936年又在南京朝天宫发现1座南朝墓。1934年以后，朱希祖等调查了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等等。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195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调查了六朝石刻，迄今已在南京附近清理发掘吴晋南朝墓葬 400座以上。在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等地区，吴蜀两晋南朝墓葬的发现地点，遍及江苏宜兴、镇江、吴县、徐州，浙江杭州、金华、黄岩，安徽芜湖，湖北武昌、鄂城，福建福州、闽侯、南安、建瓯，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清江，广东广州、曲江，四川成都、广元、绵阳、昭化，贵州清镇、平坝，云南姚安、昭通等地。
分区与分期 可分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闽广地区及川滇地区 3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资料最多，系统清楚，大致可以分为4期：第一期东汉末至吴初（约3世纪初至3世纪中），当时东吴政权已相对稳定，许多出土器物同于东汉，表明东吴初期仍沿袭汉制。第二期东吴中期至东晋初（约3世纪中至4世纪初），墓葬结构有了明显变化，如出现了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有的设有灯龛及排水沟等。随葬品中青瓷器迅速增多，釉色复杂化，品种日益丰富，墓葬的地方特征日益显著，一方面说明这一阶段南方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世家大族势力的兴起。第三期东晋至刘宋(约4世纪初到 5世纪中)，发现多处南迁的大族墓群，墓葬的型式多样，除流行砌灯龛外还砌出直棂假窗，墓砖纹饰日趋复杂，并开始出现大面积拼砌的砖画。随葬品中有许多奢侈品，反映了豪族势力的日趋膨胀。第四期齐、梁、陈3朝(约5世纪中至6世纪），大型帝王陵墓地面石刻盛行，墓砖花纹复杂繁缛，大型拼砌砖画流行，出现较多受佛教艺术影响的内容。闽广地区开发较晚，因此发现的墓葬相当于长江中下游的第二至第四期，墓葬也有一些地方特点，如室内加砌砖柱、两墓或三墓连建等。在随葬的陶瓷器皿中，有具地方特色的插器、子母盏盘等。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墓葬颇为分散，且各具地方特点。四川成都附近的蜀墓接近汉墓，西晋后出现与长江中下游型式相同的墓葬。广元、绵阳间发现的崖墓(见汉代崖墓)，仿自单室砖墓，也有两墓并列成双室墓的。贵州多小型石板墓，东晋以后随葬器物多与两广情况近似。云南墓葬发现地点在自川入滇的要冲姚安、昭通一带，姚安发现的咸宁四年（278）大中大夫墓和昭通太元年间（376～396）霍承嗣墓，均为内地政权继续控制的证据（见昭通晋墓）。
墓砖特点 吴晋南朝墓葬所用砖分为长方形、刀形、楔形3种，尺寸约为32厘米×16厘米×4.5厘米。砖上流行模印文字，内容或为墓葬纪年，或为墓主人官职和姓名，或记造砖人姓名等，以隶书为主，也有篆书或楷书。墓砖上又盛行模印各种图案纹饰，常见网纹、钱纹、人面纹、花瓣纹等，南朝时又流行与佛教有关的莲花、忍冬、飞天、化生等图案纹饰。特别是东晋以后流行用多块砖拼砌成的大幅砖画，内容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像、羽人戏龙或戏虎、飞天、武士、甲骑具装、鼓吹、仪仗等（见南京地区模印拼嵌画像砖墓）。大量出土的墓砖铭文等，为确定墓葬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遗物的特征 吴晋南朝墓中最有特征的遗物是青瓷器，其烧造地点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多为灰白色胎，烧成火候较低，釉色略呈黄绿，多开片，有的易脱落。青瓷器的器形和装饰，逐步由简单转向复杂。东吴时期常见的器形有钵、双耳罐、双耳或四耳盘口壶、双沿罐、井式罐、水盂、灯盏等，也有模型明器如井、灶、碓、磨、禽舍及谷仓罐（魂瓶）等，装饰花纹多弦纹、斜方格纹、回纹及堆贴模印的铺首等，贴塑的神兽人物中有坐佛的形象。西晋时除与东吴相同的器形外，尚有筒式罐、鸡头或虎头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神兽尊、熊尊、三足盘、多子槅、镂孔香熏及镇墓兽、男女俑等明器，花纹装饰以模印饰带为主，其上印细方格纹、菱形纹、联珠纹等。特别是三国末和西晋时期出现了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或酱褐色釉的做法。东晋青瓷的器形变化不大，只是器身加大，容量增加，由低矮向瘦长发展，点染酱褐色釉的装饰比较普遍。南朝青瓷的器形常见有钵、盏、碗、双耳盘口壶、鸡头执壶、平底或饼足唾壶、仰覆莲瓣罐、刻划莲花纹盘、碗、浮雕莲瓣盏托等。其中盘口壶身细长，盘口加大，钵腹加深，实足增高。装饰方面最突出的是浮雕和刻划莲瓣纹，显然是受当时佛教艺术的影响。
陶器分为红、灰两种，主要是明器，以家禽、生活用具、谷物加工工具为多，东晋以后又出现大量人俑和动物、牛车等。
随葬品中还有铜、铁、金、银、玉石等器。铜器在东晋墓中出土较多，纹饰简单，器体朴实，有斗、熨斗、耳杯、炉、盒、勺、镜、刀、烛盘、唾壶、弩机、印章等，铁器大多数锈蚀，从器形仅知有剪、镜、刀、盒、斗、斧、钉等。金银器虽在数量上很少，但普遍发现于一些大型墓中，所见有:镯、钗、簪、环、珠等和各种雕镂、锤铸的饰件、饰片等。玉石器在随葬品中为数亦不多，如珮、琀、珌、璜及带钩等，以及俑、雕像、弩机、印章、步障座等。另有少量的水晶、琥珀、珍珠、象牙、绿松石等装饰品，以及较为名贵的玻璃器、金刚石、墨、丹丸等。
在一些帝王陵和世家豪族墓中出土有买地券和墓志，墓志有石制、砖制和铅制的。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