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职官考选制度(卷名：法学)
主要指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当时又称“取士”制度或“选举”制度。它主要是用来解决国家官吏的来源问题。中国古代的职官考选制度几经变革，概括说来，隋朝以前主要是荐举，隋朝以后主要是科举考试。
中国奴隶制时代实行亲贵合一的世卿世禄制度。职官选用的标准是贵族的血缘亲疏。《礼记·王制》认为周代就有了取士制度，方法是：养士于“塾”、“庠”、“序”等家学或地方学校，由乡大夫、乡老考察其德行道艺，择其优者送进“国学”。然后再选其“贤”者授予一定的官职。
秦朝统一全国，改封建为郡县，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官僚制度，客观上具备了产生一套官吏选拔制度的必要与可能。根据睡虎地秦简记载，秦代选官标准是统治才能，所谓“审民能，以任吏”。为使选官得当，秦律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列传》）。由于缺乏资料，人们对秦代的官吏选拔制度知之甚少。
两汉取士的办法是，由皇帝下诏责成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选贤举能，向朝廷推荐，称为“察举”。每次所举都有一定名目，如贤良、方正、孝廉、茂材、文学、直言极谏之士，等等。察举之外，有时也兼用考试，如对策、射策。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就是经过两次对策，选拔为江都相的。大体说来，西汉时举贤良多，东汉时举孝廉多。两汉察举，仍是考选制度的初创阶段，标准比较笼统，辟召也无定期，经常是因为发生了日食、地震、水旱灾害等，才下诏察举。察举实行未久，钻营请托和弄虚作假之风就盛行起来。至东汉末年，察举不实的情况比比皆是，民间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讽语流传（《抱朴子》外篇卷15）。
三国魏文帝时，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取士制度。方法是，任用“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评选人才。“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这种制度与汉代的察举不同，荐举之责不再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而由专职取士的中正官负责。选举办法也较汉代详备。但在实行中，中正官全由世族豪门把持，他们品评人才以门第为重，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晋书·刘毅传》），产生了“士人皆厚结姻缘，奔驰造请，浸以成俗”（唐杜佑《通典》卷14）的流弊。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采用推荐选拔，容易受荐举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标准很难统一，特别是中正官“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晋书》卷45），很不利于中央集权与整个国家的治理。为了掌握统一的人才标准，从西汉开始就时常对被荐举人进行考核；不过，当时的考核只是荐举的辅助手段，时行时停，未能形成制度。至隋唐，终于发展成一种严格的考试制度。
九品中正制至隋而废。隋文帝虽然罢中正官，但仍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荐举士人。至隋炀帝创立进士科，以“试第”取士，才打破了门阀的严格界限，开科举制度的先河。
至唐朝，科举考试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了。士人可以不经推荐，直接报名投考，经过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科举制度是在士族制没落、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大权的弊病，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为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道路，有利于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人才。因此，从隋、唐至明、清，一直以科举制度作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其间虽然也实行过制举、荫生、捐纳等选拔方法，但有的是临时措施，有的范围狭窄，都不能同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延续1300年左右，成为中国古代实行最久、最重要的一项职官考选制度。
科举制度在实行中，考试程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
唐时，属于京师或州县学馆的士子叫“生徒”，每年由学馆选送一批参加尚书省的“省试”；其他士子，要先经过县试和州试，合格者称为“乡贡”，再参加省试。省试由礼部主持，省试合格称作“及第”。但还不能做官，必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以后才能入仕。
宋时，士子考试及第，便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不必再经吏部考试。另外，在省试以后，增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此后遂成定制。在考试周期上，宋初与唐朝一样，每年1次，仁宗时改为2年1次，英宗时改为3年1次，一直相沿至清。
明、清考试程序极为复杂。参加初试的士子叫“童生”，童生经过“县试”（知县主持）、“府试”（知府主持）、“院试”（学政主持），合格者为“生员”；生员经过省“乡试”，合格者为“举人”；举人经过京城“会试”，合格者为“贡士”；贡士经过“殿试”，赐出身者为进士。
从考试的内容看，唐朝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史科、三传、道举等科，“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人们最重视进士科。这些科目的考试内容各自不同，进士科以试诗赋为主，明算科主要考算学，道举科专考老庄道学。宋朝王安石罢诸科，并于进士一科，改考儒学经义。此后经学在考试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高。明、清考试，以“制义”为主，制义俗称“八股文”，所以通称明、清科举考试为“八股取士”。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对经义的阐述必须以朱熹注为标准，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才智，禁锢思想。从而科举制度严重摧残了人才，成为统治者加强思想统治，进行文化专制的得力工具。科举既为士子开利禄之门，科场舞弊于是随之发生。清康熙时为了笼络士人，曾经严惩营私作弊的主考官。乾隆时颁行《科场条例》，详列有关科场的禁革事项，典试各官干犯科条者，交部议处。但封建统治的本质决定了科举制度的痼疾是不可克服的，科场舞弊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杜绝。
清末由于受到西方国家教育的影响，统治者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废科举，办学校，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职官考选制度最后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