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卷名：美术)
Chinese sculptures
中国雕塑艺术，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况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要内容为：陵墓雕塑(包括地上的纪念性石刻与墓室随葬俑)、宗教雕塑、民俗性及其他内容的雕塑。
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存世的古代陵墓石刻主要为南朝宋、齐、梁、陈及唐、北宋、明、清各代帝陵和勋臣贵戚墓的遗存。北魏、辽、金、西夏等朝代陵墓遭严重破坏，仅有少量石刻遗留下来。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自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
宗教雕塑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雕塑便成为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寺庙。以佛教为主，也有少量道教或其他宗教内容的造像。石窟形制源自印度，约于 3世纪传至中国。造窟风气最盛的时期为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约当5～8世纪。重要石窟多以皇室或勋臣贵戚雕造的大像为中心，由众多的窟、龛、摩崖造像等，构成庞大的石窟群。雕造的时间常延续10多个世纪。每个窟内又以立体雕塑本尊佛造像为中心，由弟子、菩萨(以后增加天王、力士)组成群像，四壁布满浮雕或壁画，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由于造像和壁画、浮雕内容、样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石窟寺分布地区很广，早期石窟集中于新疆地区，重要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晋朝以后，在河西走廊和华北地区兴建的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南北石窟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万佛堂石窟、广元千佛崖、广元皇泽寺石刻、陕北石窟等。南方地区有南京栖霞山石窟。隋唐以后新开凿的石窟有彬县大佛寺、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柳埠千佛崖石刻、峡江千佛崖、安岳石刻、大足石窟，以及云南南诏国开凿的剑川石窟等，五代至元代在杭州开凿了飞来峰石刻。在近代，石窟雕塑遗存曾受到外国人的严重破坏和掠夺。
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和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吸收、融汇了很多外来艺术成分。其发展的高峰是秦汉、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以后，大规模的雕造活动日益减少，而中小型雕塑则有新的发展。20世纪以后，受欧洲雕塑影响，出现一些西方雕塑样式的纪念碑雕塑和大量架上雕塑。80年代以后，城市环境雕塑兴起，中国雕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姓名的雕塑家不多，也缺少雕塑理论著作。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主要开始于近代。
原始社会时期 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发现于河南省密县峩沟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属距今7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物。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类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的龙等神异形象也已出现。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发现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人头形作品，以捏塑、贴塑和锥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并加彩绘，开始了塑绘相结合的传统。眼、口镂空，造成深色阴影，看上去颇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现男女性别的明显差异。如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面部磨光，或披长发，是少女的脸型；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人头则是画了胡须的男子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裸体女像，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可能是生育神或农神。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动机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新石器时代大型泥塑作品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在辽宁牛河梁祭祀遗址发现有相当于真人头大小的女神残头像，面敷红彩，眼嵌青色玉片（见彩图）；神庙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塑像，从一些残迹推知，最大的塑像约3倍于真人。体内以木架支撑，内外泥层有粗细之别。表明5000年前，已初步掌握了塑造大型泥塑的技能。除人像之外，还有形体很大的猪、龙与禽鸟等形象的塑造。
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在长期接触中发展了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为商周青铜礼器之滥觞。这类器物既注意实用的功能，又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的不同神态，艺术性很高。如陕西华县所出的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鬶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动物形象，却能引发欣赏者对于鸡、鹅等动物动态的联想。年代较晚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现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鸟、龟、虎等动物形象作品。神话动物龙的形象已多有发现，并有不同的造型特征。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认为是由猪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 3组以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中的龙与后代龙的形象相当接近。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见彩图)等。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出现刖刑奴隶守门鬲、鸭尊、盠驹尊等作品。春秋、战国时期，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见彩图)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虡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 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空前兴盛。秦统一六国以后，曾收缴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后铸成12个钟金人，各重千石，最后一个存世近6个世纪，毁于前秦时期，为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金属雕塑。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3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总面积约为12600平方米，列置于其间的6000兵马俑以战车、步卒相间排列为长方形军阵。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本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见秦始皇陵兵马俑，（见彩图）。在秦始皇陵地下甬道中还发现两辆彩绘铜车马，大小约相当于实物的一半，制作技艺精工，而其体现的艺术观念则与陶兵马俑相同（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见彩图））。
秦兵马俑的格局为西汉以后所承袭，汉代的帝陵没有发掘，已发现的有庞大兵马俑群的汉代大官吏、将军墓葬有陕西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墓，随葬有583件骑兵俑、1800多件步兵俑和100余件舞乐杂役俑，均为模制，着彩。服饰鲜华，重群体的气势，而不追求个性表现。俑身高50厘米左右，规模与气度均不能与秦兵马俑相比（见杨家湾陶俑）。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初某代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形制与之相近而数量更多。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近百件青铜车马仪仗俑，其中的铜奔马，表现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只后蹄踩住一个展翼翔飞的鸟，造型完美，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广西贵县、河北徐水所出土的铜马，甘肃地区出土的木车马，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都是汉代马的雕塑造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骠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其中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群龛，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庄严浑朴，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杰作。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从典章制度到审美风尚均受到南朝汉族文化的影响，石窟造像也开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样式的影响，而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风格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优美，表现出一种富于内心修养的儒雅气质，其衣纹流畅，层叠稠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石窟寺雕刻艺术样式风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同时期为寺庙供养而雕塑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金铜佛造像。金铜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于变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时的戴逵、戴颙父子，他们以首创夹纻造像和善于权衡大型造像的比例关系而著称。
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群。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见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后世破坏，仅存个别文吏残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还发现有砖、石浮雕和石刻线画，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有神话人物。
墓室中随葬俑的风气，北朝盛于南朝，数量日增，并形成固定组合。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见彩图）。
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宋、辽、金时期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甪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拏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元代画塑记》。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喇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近现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留学生赴欧洲、日本学习了西洋雕塑技法后，在国内美术院校开设雕塑科、系，中国雕塑在内容和表现方法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地曾兴建了一些孙中山纪念像和纪念民主革命家、抗日战争烈士的纪念碑，并出现一批知名雕塑家。传统的宗教雕塑仅在西藏等地还有些大的兴造活动，但已不能成为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比较大的雕塑创作活动是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由刘开渠等雕塑家创作的10块大型石刻浮雕，反映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革命斗争的史迹。
1959年建成的首都十大建筑有很多圆雕和浮雕作品。其中融汇中、西方雕塑技法，创造新的民族雕塑样式比较成功的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的两座雕塑群像。1965年，四川部分雕塑家在大邑创作的由114个与真人等大的泥塑组成的、具有情节性的《收租院》，是汲取民间雕塑经验、表现真实生活内容的一次尝试。
198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经国家批准后，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领导着全国城市雕塑创作活动。
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兴造了很多纪念碑、园林环境雕塑和名人纪念像，对美化环境、改变城市景观、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硬质材料的架上雕塑、小型雕塑也有很大发展。此外，中国雕塑家还应外国邀请或作为国家赠礼创作了一些大型雕塑作品，矗立在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