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卷名：军事)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1927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合作下，曾经取得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这次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独立地创建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得到惨痛教训，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见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9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见湘赣边秋收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见广州起义）。到1928年 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有洪湖地区，黄安、麻城地区，海丰、陆丰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左右江起义和其他起义。在这些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了若干支革命武装。1928年 5月开始，各地工农武装陆续称为红军。
在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和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于1927年10月，转战到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开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见彩图)。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见彩图)，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其他地区的起义武装，也先后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接受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或依靠自己斗争的体验，开始创建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4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军就集中8～9个团以至近20个团的兵力，多次对它发动进攻，但都被击破。1928年 5月，工农革命军第 4军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战机，歼灭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城。6月，红军第4军在七溪岭、龙源口地区击破江西国民党军两个师的进攻，歼灭其1个团，击溃其两个团。随后，又取得反对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 2次“会剿”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把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其他地区的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也从斗争中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在人数少、武器差、弹药奇缺、粮食和被服等物资供给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不断地打击国民党军。
1929年3月至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相继爆发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红4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地区，向赣南、闽西挺进。在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中，先后在大柏地、长汀、龙岩、上杭、水南等战斗中，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约 4个旅的胜利。桑植起义后，在湘鄂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1929年 7月在南岔、赤溪战斗中取得基本歼灭国民党军 1个旅的胜利；黄麻起义后，在鄂豫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会剿”的胜利。其他地区的红军也取得不少胜利。初建起来的苏区多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红军的建军原则在频繁战斗中逐渐形成。湖南、江西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 9月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内部开始实行民主制度。以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又制定了红军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见彩图）。大会全面地总结了红4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中心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起着长时期的指导作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
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 经过 3年的游击战争，红军有了很大发展，战斗力也大为提高。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 6月前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苏区红军分别进行了整编。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红军编为第 1军团，辖第3、第4、第12军；湘鄂赣苏区红军编为第3军团，辖第5、第8军；湘鄂西苏区红军编为第2军团，辖第2、第6军；鄂豫皖苏区红军编为第1军；赣东北苏区红军编为第10军；右江苏区红军仍为第 7军。此外，赣西南苏区还编有第20军、第22军，闽西苏区还编有第21军，湘鄂赣苏区还编有第16军，广东东江苏区红军编为第11军，浙江南部地区红军编为第13军，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苏区红军编为第14军，等等。总人数共7万余人。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一些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以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他率红军1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了作战行动。7月27日，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攻占湖南省会长沙。8月6日被迫撤出。8月20日，红1军团于湖南、江西边界之文家市歼灭何键部1个多旅。8月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8月底，红一方面军再次进攻长沙，因长沙守军增加，遂撤长沙之围，转向江西前进，10月 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 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遭到损失，10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也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结束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11月，蒋介石调集 7个多师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以运动战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中旬，国民党军增至11个师又 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之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乘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孤军深入到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国民党军第50师 1个多旅。这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5万人，粉碎了其“围剿”。
1931年 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先后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 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战略，于 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 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这时，由右江苏区转战到湘赣苏区的红 7军，也东渡赣江，来到中央苏区，增强了反“围剿”的力量。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接着乘胜攻克黄陂。3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之国民党军都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一方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至此，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又乘机于9月 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旅，15日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共歼敌3万余人，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
与此同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后改称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 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歼敌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3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近 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尚在计划第三次“围剿”期间，于11月至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 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国民党军 6万余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反“围剿”中取得不少胜利。活动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武装侵略，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 东北三省很快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全国各地出现了抗日反蒋浪潮。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还过分夸大红军 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要求红军不顾主客观条件，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在这个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于1932年2 月攻打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红军围攻赣州33天，未能攻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中央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国民党军近两个师。3月21日，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至此，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划归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今划归河北、山西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仍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50万人以上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 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机构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以后，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原则。开始时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使红军一开始便陷于被动地位。当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又没有采取正确方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粉碎其“围剿”。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围剿”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
在湘鄂西苏区， 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 在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 “围剿”开始前，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 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了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 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7月创立了黔东苏区。
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也过分估计红军进攻黄安、苏家埠等 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1932年8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今红安）以西迎战。从 8月上旬开始的两个月内，红军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均未得手，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 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12月至1933年2月1日，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 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
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根据苏区的地势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红军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四川军阀部队的三路围攻，俘其1万余人。战后，红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部队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际，于8月中旬至10月底，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歼四川军阀部队近2万人。
11月初，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调集20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从12月中旬至1934年 6月，国民党军发起4期总攻，红军4次收紧阵地。7月中旬至8月上旬，国民党军又以夺取万源为目标发动 4次猛攻。红军依险固守，顽强抗击。 8月9日开始反攻，至9月中旬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部队的六路围攻，共歼 8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1935年 3月下旬至 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举行了嘉陵江战役，取得了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攻占9座县城的重大胜利。但是，张国焘却为某些困难所吓倒，决定放弃了川陕苏区。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也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而遭到失败。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和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1934年8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第6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向湖南中部前进，拟与红军第3军（原红2军团）取得联系，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留下红军一部和地方部队共 1.6万余人就地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于10日从瑞金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见彩图）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于10月21日晚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在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间，湖南的良田和宜章间，相继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博古等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行动迟缓，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战机。部队在广西境内遭到优势国民党军的截击和追击，经过苦战，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遭到了重大伤亡。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迅速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上湘西的路上。这时，中央红军已减员至3万余人，且疲惫不堪。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原定北出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边前进。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见彩图）。3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之间，以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其间于 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取得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虚指昆明，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5月上旬经云南境内的皎平渡等地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进行嘉陵江战役后，于5月初从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转移，开始长征，5月中旬占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等地区，并以一部前出懋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亦于1934年11月向陕南转移，进行长征，至1935年5月，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陕苏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在会理地区集结后，继续北进，通过彝族区，一部于 5月25日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并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击破沿途国民党军的阻拦，于29日占领泸定桥和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越过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到懋功地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余万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一致决定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边根据地，进而推动全国革命运动发展，同时决定两军互相协同，迅速夺取松潘，以利北向作战。会后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行动，致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为了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决定将中央红军的第 5、第32军（7月，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 9军团依次改称第1、第3、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将中央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提出要红军主力返回草地南下川康边，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采取果断措施，率右路军中的第 1、第3军和中央直属队一部先行北上。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迅速越过岷山，攻占天险腊子口，9月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接着，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击破国民党军的阻击和追击，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陕甘苏区的红军第26、第27军在中央红军主力到达之前，已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保卫和发展了苏区。1935年9月，红25军从鄂豫陕苏区到达陕北，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合，组成第15军团，并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劳山、榆林桥两仗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同第15军团会合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合编为第 1军团，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1、第15军团。与此同时，蒋介石兼总司令的西北“剿总”集中5个师，对红一方面军开始了进攻。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并在张家湾地区歼其援军1 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一胜利，给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向湘西转移之红军第 6军团，于1934年10月在黔东与红3军(随即恢复红2军团番号)会合，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4～8月，先后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共歼国民党军两个多师。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再次发动“围剿”。第2、第6军团多次寻战，未获战机，在国民党军堡垒封锁越来越紧的情况下，于11月19日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争取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效地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见彩图）。会议正确地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策，并确定全国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规定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 2月发起东征战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但遭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部拦击。红军在中阳县关上村和孝义县兑九峪打退山西国民党军的攻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随后即以少数兵力在上述地区坚持活动，主力分向南北发展，前锋分别进至侯马和太原近郊。蒋介石为了援救阎锡山和阻拦红军东进抗日，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在陕西的东北军、西北军向红军后方──陕甘苏区进攻。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于5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是役共歼国民党军约 7个团。红一方面军回师后经过短暂休整，为打退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进攻，遂发起西征战役，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主力于 5月下旬开始，向陕西、甘肃、宁夏3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攻。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俘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占领定边、环县、豫旺、盐池、同心等城镇，开辟了广大新区。东征、西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并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于1935年 9月，强令红四方面军及随同行动的中央红军第5、第32军，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10月8～20日，向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的四川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击溃其 6个旅。24日，又向天全、芦山、名山、邛崃等地发起进攻。11月中旬在名山东北的百丈地区苦战一周，虽歼川军1.5万人，自己也伤亡近万。1936年2月，红军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被迫后撤，于4月转移至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南下的红军由约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
红军第2、第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先后在湘中、黔东和黔西北地区转战 3个多月。随后，又在乌蒙山区同国民党军5个纵队10多个师周旋月余，于1936年3月下旬突出敌人的包围进至贵州省的盘县地区。接着进入云南，于 4月下旬从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第2、第6军团和第32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四、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从甘孜地区开始北进，先头部队于 8月10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红一方面军主力为了策应红四、红二方面军北上，于8月底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先后占领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和会宁县城，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的一段。 8月12日，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协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9月中旬，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针。9月23日，漳县会议又采纳了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会后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迅速从兰州以西渡过黄河，向凉州、永登地区前进。后西进部队因气候、地形条件受阻，中共中央和军委又连电指示停止西进，立即北上。在此情况下，张国焘遂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 9日、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城和静宁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10月20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 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所属部队在向甘肃西部进击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顽强，克服了种种困难，同军阀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 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 3月中旬终于失败。李先念等率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进入新疆。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调集 5个军对红军发动进攻。红军主力逐次由宁夏的同心城、李旺堡之线向东向北转移。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78师1个旅另1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对该师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其全歼。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影响和推动下，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内战政策。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同来的高级军政官员，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见彩图)。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继续斗争下，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当地组织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战胜种种困难，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八省范围内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14个主要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 3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曾经从最多时的30万人减少到 3万人左右，但从战争实践中，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而且锻炼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从而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