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沈璟 |
释义 | Shen Jing 沈璟(1553~1610)(卷名:中国文学) 明代戏曲家、曲论家。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吴江(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忤旨,左迁吏部行人司司正,奉使归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沈璟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后家居30年,潜心研究词曲,考订音律,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沈璟是吴江派的领袖,在当时戏曲界影响颇大。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搬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沈璟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张,并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戏曲家,同崇尚才情的临川派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诸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辩难。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下简称《南曲谱》)以蒋孝《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增补新调,严明平仄,分别正衬,考订讹谬,有时还注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沈璟另有曲论多种,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今均已不存。所作传奇《博笑记》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二郎神》,其中以通俗的语言,简要地说明了“合律依腔”和“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据王骥德《曲律》说,沈璟甚至主张“守协律而不工”。沈璟的声律论,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沈璟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宥于细微末节,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 沈璟的“僻好本色”主张,有助于矫正骈丽靡缛之风。惟他对“本色”的理解局限于“摹勒家常语”,失之片面;他推崇元剧语言的“当行本色”,却又只停留在玩味只言片语上,未免取貌遗神。 沈璟著有传奇17种,总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即《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 《红蕖记》是沈璟的初笔,写书生郑德麟、崔希周与盐商女儿韦楚云、曾丽玉因泊舟洞庭湖边而邂逅,分别以红蕖、红绢、红笺等互相题赠,后屡经辗转波折,各成夫妇。内容未脱才子佳人老套,艺术手法上也有关目过于巧合之病。此剧有严守格律和字雕句镂两个特点。前者是沈璟“合律依腔”主张的体现,后者却与沈璟后来的语言本色的主张不合,故沈璟对它并不满意。当时人对《红蕖记》的评价即有分歧。王骥德看重它严守音律,说:“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徐复祚却以为“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剧中好用诗句和四六句,且搬用药名、曲名、五行、五色、八音八曲,又好用联韵、叠句眩人耳目。说明沈璟初期的创作也曾一度受到骈丽风气的影响。 从《双鱼记》和《一种情》可看出沈璟作品由骈丽向本色语言风格的变化。“水浒”戏《义侠记》是沈璟改变骈丽之风后的名作,它从武松辞别柴进写起,故事内容包括打虎、杀嫂、十字坡、快活林、飞云浦、鸳鸯楼、投梁山,一直到武松和宋江等同受招安为止。基本情节与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故事相合。第四出“除凶”到第十八出“雪恨”,描写武松从打虎到杀西门庆,是全剧的精采部分。作者同情武松屡为奸佞所害、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遭遇,并赞美他替兄报仇的行为,着力在这方面刻画武松的面貌。沈璟在剧中强调啸聚的目的是“怀忠仗义”,等待“招安”。提出臣民要恪守“忠孝”、“贞信”的信条,而人主则要能够“不弃人”。这是沈璟的“清平政治”理想在剧中的反映,也是《义侠记》的主旨所在。 沈璟作品中颇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也多有宿命论思想。《埋剑记》取材于唐代牛肃的《吴保安传》,写书生郭飞卿与吴永固朋友之间“轻利重义”的至交,目的又是为宣扬“达道彝伦,终古常新”的封建伦常准则。《红蕖记》、《桃符记》、《一种情》和《双鱼记》又都贯注了死生有命、姻缘天定的宿命论思想。 《博笑记》在体制上比较特殊,它由十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三、四折不等。虽然作者是从“可笑可怪”的角度取材,其中却有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内容的短剧,如《乜县佐竟日昏眠》讽刺官吏终日嗜睡的昏庸,《起复管遘难身全》揭露了佛门的伪善。 总的来看,沈璟在曲学上的成绩胜过他的创作成就,他的曲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有距离。凌濛初批评他的作品“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掤拽牵凑……”(《谭曲杂札》),固有苛刻之处,却切中要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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